1940年3月，天气转暖，黄河解冻，河套地区道路泥泞，日军机械化部队无法行动。傅作义决定痛击困守五原城中之日军，并伺机消灭外围各据点的日军，因此发起了五原战役。
当时，傅作义35军为主力攻击五原城，其中以35师攻击新城，32师攻打五原旧城，已经升任师长的董其武率101师负责破坏乌加河桥，并阻击外来日军的增援。
五原之战能不能打好，就看乌加河桥能不守住。
傅作义以重兵成功突入五原城，与守城日伪军展开巷战。
战况激烈，攻城前敌总指挥袁庆荣将军身负重伤，双方进入胶着状态。
发现五原城被围，日军迅速出动三个联队，从包头驰援。
这时候，董其武率领的101师死守乌加河，任凭日军军官咆哮，士兵眼睛发红，狂攻三天，但是无法过河半步，直到五原日军全军覆没。
抗战中，一般环境下，蒋军和日军兵力对比至少5比1才能勉强开战。
此战中，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董其武以一个师硬刚日军三个联队，艰苦可想而知。
傅作义有点担心，不断询问他能不能顶得住，要不要援兵，董其武始终没开口，最后关头，董其武和军官们都到了战壕的最前线。
五原之战，让傅作义声名大振，也让董其武扬名立万，日军更是牢牢记住了101师和董其武。
由于董其武抗战有功，官职不断晋升。先后任蒋军陆军第三十五军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73年，董其武参加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日军将领听说后要求拜见董其武，对他说：“要是贵军所有部队都像傅作义和您那样会打仗，恐怕用不了八年日军早就投降了。”
自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率部抗战12年，屡建战功，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名将。
由于思想的局限，董其武在抗战结束后与我军作战，充当让他遗憾终生。
因为傅作义和董其武的善战，给我军造成了不小麻烦。
主席曾3次亲自部署挺进绥远的战役，由于傅作义、董其武执行蒋氏内战政策，遇到挫折。
董其武指挥所部与我军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我军原定的作战意图没有能完全实现。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一共经历过9次重大失利；而在这9次重大失利中，我军在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战役遇到的对手，就是傅作义、董其武。
抗战胜利后，蒋氏失去人心，董其武渐渐发生变化，逐渐看透蒋氏的本质，对蒋失去信心。
1947年6月，蒋氏授予其上将军衔，但他对外仍宣称是中将，说明他对此不以为荣，反以为耻辱。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顺应潮流，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董其武从收音机听到消息后兴奋异常，随即与傅作义通话，说老长官“干得好”。
第二天，他迫不及待从归绥飞往北平，直接面见傅作义，希望复制“北平模式”。
董其武将军
董其武之所以反应如此迅速，主要是因为他看到我方代表了正义，是中国的希望；其次也是他为人忠义，心中一直把傅作义当作自己的明主，办公室里不挂蒋氏的照片，而挂傅作义的照片，对傅作义忠诚不贰，紧紧跟随，亦步亦趋。
在他心里，傅作义无论选择什么，他都无条件服从。
得知部下的态度，傅作义大喜，立即这一情况反馈给我方。
出乎意料的是，主席当时却并未首肯。
因为绥远蒋军的情况比较特殊，并非铁板一块。
其中有地方军阀旧部，有其他战区败逃的残军，再加上蒋氏对军队的渗透，当时发动起义难度较大。
于是，主席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绥远方式”。
“绥远方式”的核心，就是——保持中立，从长计议。
即不动干戈，不急于求成，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让该地区的蒋军保持现状，保持中立，不与我军为敌。
然后画出一个中立线，交换俘虏，双方互通有无，营造一个宽松环境，让他们的思想上有一个接受和转变的过程。
不得不说，这个方法非常高明，对我方非常有利。
因为采用了“绥远方式”，这些军队对我军不构成威胁，我军就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去消灭其他蒋军残余力量，从而从容解放全国。
正像主席预料的那样，绥远军队成分复杂，将领立场也有差异，思想转不过弯。
比如傅作义手下“两只虎”之一的孙兰峰将军（另外一只虎就是董其武）和顾祝同的亲信刘万春将军。
孙兰峰是察哈尔省主席兼代保安司令部司令；刘万春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驻绥部队指挥所中将副主任，此人还是第111军(辖第319师、第320师、第326师)军长。
他们的顾虑，无非是担心我方出尔反尔，秋后算账。
再加上蒋军特务不断散布各种谣言，还有国防部长徐永昌前去施压；以至于到了1949年8月中旬，起义依旧没有举行。
在此背景下，主席在9月初委派傅作义、邓宝珊前往归绥市给董其武“助威”。
因为董其武是一员名将，蒋氏爱惜他的才华，对其极力拉拢。
蒋氏甚至派飞机到归绥，接董其武到广州去，但被其坚决拒绝。
飞机飞回时，在兰州附近坠毁。
董其武心有余悸地说：“幸亏我没有跟老蒋走，天不亡我；看来老天爷也支持我走和平之路啊。”
董其武态度如此坚决，傅作义才敢到绥远去。
傅作义不仅带了20万银元的“糖衣炮弹”，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将领们大力宣传我方“既往不咎”宽厚政策，使大家放下了思想包袱，下定了起义决心。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
蒋军绥远省主席兼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一身戎装，走上主席台，他庄严宣布：
“绥远起义自今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开始酝酿，历经8个月，今天终于达成。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选择了和平。这庄严的时刻到了！”
随后，董其武带领蒋军绥远省参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要员和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共37人，依次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