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和平协议上签字
起义部队于1950年2月至4月10日期间，被改编为人民我军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
由于董其武等人的努力，我军兵不血刃解放绥远。
董其武起义有功，我方也予以厚待。
1950年4月27日，主席接见董其武，对他起义的行为表示赞赏。
会见时，主席几次向他强调我方“既往不咎”的政策，让他回去转告参加起义的全体人员，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
董其武听了非常高兴，回去后他几次召开会议，在部队里大讲特讲主席的话。
朝战爆发后，董其武主动请战，率领23兵团跨过鸭绿江，担负起了修建泰川、院里、南市等战时机场和后方警戒任务，做出重要贡献，被朝方授予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战争结束后，23兵团临时进驻河北，后改编为69军，董其武任军长。
对于董其武的贡献，我军没有忘记。
1955年授衔时，在主席的坚持下，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
得知自己被评为上将军衔后，董其武忐忑不安，主动给主席写信，要求降衔：
“起义前只是中将军衔，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谢党和主席了，没有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
主席让时任京津卫戍区司令员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政策。”
后来董其武担任63军军长，没有担任大军区领导，主席还专门接见他解释说，按规定兵团正职只能担任大军区副职，但是那样就没有实权了，你担任军长不但有实权，还是大军区领导待遇。
由此可见，主席对董其武是很尊重和重用的。
既然如此，董其武为何去找主席“讨说法”，又是为了何事？
原来，为了巩固胜利成果，我方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开展的运动中，部分绥远起义将士被揪住小辫子，说他们有“历史问题”，因此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这些人想不通，感到非常委屈，就给董其武写信，埋怨他当时的起义之举。
董其武看后心里不是滋味，把这个问题向组织上作了反映，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到了1956年，董其武应邀到京参加五一活动，打算这一次一定要为老部下讨个说法。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一幕，5月13日，董其武去见主席，大倒苦水。
他是一名武将，说话不会委婉，喜欢直截了当，他一开口就刹不住：“主席，过去您说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现在那些起义人员有的被抓，有的被关，有的没有进去也被管控了，还有的被送去劳改了，是不是政策变了？”
主席一听，表情严肃起来，郑重地说：“我们历来讲话算数！政策没有变！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却被一些歪嘴和尚念错了！”
然后他伸手紧紧握住董其武的手说：“这绝对是下边搞错了！当然，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你能向我如实反映这个问题，很好。其武同志，我们知道错了。有错就一定会改，而且一定能改好！”
听了主席的话，董其武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他如释重负，高悬的一颗心终于落地，满意地告辞而去。
主席一向是言必信，行必果。
之后，他亲自过问，将起义人员的错案都一一予以平反。
从右至左：粟裕，韩先楚，董其武（1975年）
董其武虽然是一名武将，却有很强的仁义之心。
起义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得到了高官而忘记士兵。
他对傅作义和我方代表说：“我早已把绥远部队当成自己的兄弟，希望你们一定要对他们一视同仁。对他们进行基本的生活安置，绥远本就不发达，不解决6万多人的生计难以解决，希望妥善考虑，能不*尽量不*。”
111军军长刘万春
后来，111军的军长刘万春因为起义后跟蒋军勾结被判死刑，董其武得知消息后痛心疾首，他知道刘万春等人被捕是罪有应得，但他又斗胆上书主席，为几人求情——“念在他们都是参加起义签字的人，宽大处理吧！”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刘万春保住了性命，改判无期，1976年8月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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