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尔系数是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与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密切相关。
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一般不超过20%，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普遍在15%以下，只有少数国家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超过30%。
上图是在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2020年22个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高收入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基本上都低于20%。比较贫穷的非洲、巴基斯坦等恩格尔系数都在40%以上。
根据2020年《国际统计年鉴》转引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的数据，2018年美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不到9%，日本虽然食品价格水平居世界高位，但2018年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也不到18%。
比较而言，近年来我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平均值一直维持在30%左右，严重偏高。2020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0.2%，远高于高收入国家20%以下的水平。
从单纯的恩格尔系数来观察，2020年我们的恩格尔系数30.2%，比1960年美国的恩格尔系数24.3%还要高，这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的GNI虽然接近了发达国家标准，但生活质量还停留在发达国家60年前的水平。
4、从社会福利支出看，我们只达到高收入国家底限的约40%。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的国家，平均来看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0%以上。欧盟国家的平均社会保障水平都超过了25%，有的国家还超过了30%。在高收入国家，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比重是较低的。2020年，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达到42503亿美元，占当年20.95万亿美元GDP的20.3%。
2002年，人均GDP仅6800亿美元的巴西，其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0.1%。2020年，中国发放失业保险2013亿元，养老金支出51301亿元，医疗保险支出21032亿元，工伤保险支出820亿元，生育保险支出762亿元，城乡养老保险支出3355亿元，合计福利支出79283亿元，在当年101.4万亿GDP中，仅占7.8%，大约为美国社会福利支出比例的38%。
当然，也有比我们的社会福利更差的国家。比如，2020年人均GDP仅1958美元的印度，其社会福利支出占比约为7.1%。这个国家的人均GDP比我们低84.4%，社保支出占GDP比例比我们低9%。
三、切实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必修课。
国民经济稳步增长，我们人均GNI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标准的98%。到了2023年1月份，我们就可以在媒体上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14亿人口的中国，已经迈入了高收入国家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员。这的确令人兴奋，让人自豪。
但我们兴奋过后冷静下来，我们是否应该摸着我们的心，好好想想：除了京津沪深，除了超过平均收入的那30%的人群，其他的大多数中国人，过上了发达收入国家的生活了吗？即使把高收入人群算进来，从居民收入与GDP比例看，我们才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的58%；从消费率指标看，我们才达到高收入国家底线的70%；从衡量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看，我们才达到高收入国家的67%；从社会福利支出看，我们只达到高收入国家底限的40%。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我们披上了高收入国家的华丽外衣，穿在身上，还太大，显得松松垮垮，空空荡荡。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还处在中等收入阶段。让我们的身体发育长大到与高收入国家豪华外衣匹配的程度，还需要好几年甚至上十年的时间。
让我们的身体顺利健康地长大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我们还必须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
一是要继续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水平。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我们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有些生产要素还处于国有垄断阶段，导致我们目前的生产要素价格还不太合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比重偏低。这个不合理体现在，垄断性的资金价格过高，市场化的劳动力价格太低，这是我们的居民收入与GDP比例过低的主要原因。
我在《将资金价格降低到实体平均利润率之下，是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有效解药》一文中分析过，2001年，金融系统获取的利息总额为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9.77%；2020年，中国金融系统获取的利息总额为14.69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4.46%。20年时间，资金价格在GDP中的占比增加了48%。
2001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约4705元，人均GDP8717元，收入占GDP比例为53.8%。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人均GDP 80976元，人均收入在GDP中仅占43.3%。20年间，劳动力价格在GDP中的占比下降了19.5%。
劳动力价格占比下降，是企业的责任吗？实体行业的营收利润率，从2004年的5.65%，下降到2020年的3.33%，16年来，实体行业的利润率指标下降了将近一半。16年间，实体行业的算术平均营业利润率为6.55%，而金融部门的算术平均社融利率为9.15%，比实体行业利润率高39.7%。
很显然，并非企业逐利压低了劳动力价格，而是因为资金来源于垄断性的银行，资金价格为垄断性定价。而劳动力价格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垄断的资金价格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扩大，而挤压了市场竞争形成的劳动力价格在GDP中的占比。
因此，如何有力地压低资金价格，将资金价格让出的利润分配给劳动力，这是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政策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是要鼓励个体私营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不断提高居民的经营性净收入。
随着带有资本优势和不正当竞争优势的电商的高速发展，个体和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迅速恶化，越来越多的小微实体企业**，小老板们被电商干到后，成为被互联网平台控制的灵活就业人员。
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获得的经营性净收入2846元，在总收入中占19.6%；到2020年，获取的经营性净收入为5307元，在收入总额中占比下降到16.5%。下降了15.8%。
10年来，电商成交额从6万亿增长到43.8万亿，增长了6.3倍。但居民经营性净收入从2846元增加到5307元，仅增长1.2倍。只有电商增速的19%。
电商的发展并非让天下难做的生意好做了，而是让天下的生意人挣不到钱了，成为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的负面因素。
三是要通过遏制炒房现象，发展、完善金融证券市场，增加居民财产性净收入。
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是中国与高收入国家居民收入结构差异的主要表现。根据广发银行《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统计，对比2018年中美居民收入构成情况，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为8.4%,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超过16%，接近中国的2倍左右。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主要是因为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比仅为11.8%，在美国这一比例为42.6%。中国居民资产70%集中在房产和存款上。相对而言，高收入国家居民在证券市场和保险养老计划上的资产分配占到80%。
20年来，依靠不断增加的居民信贷杠杆支撑起来的急速上涨的房价，是导致中国居民资产配置集中于房产，而较少配置证券资产的主要原因。这在我们消化房地产泡沫，让高烧的房地产风险软着陆的过程中，对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还会产生进一步的挤压的影响。但不经历这个过程，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始终难以快速增长。
四是要尽早并轨体制内外差异巨大的社保制度，增加全体居民的转移性净收入。
尽管在东方大国的思维理解中，西方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环节，目的是以拉动需求对治过剩性危机。但抛开目的不谈，高收入国家的趋于完善的福利制度，的确维护了人的尊严，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并因此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虽然西方走向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迫于发展压力的自我革新，过程非常痛苦曲折；而中国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一以贯之的自觉奋斗和追求，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但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公平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的福利制度差距不小。
美国为什么消费率高，因为美国人没有养老的后顾之忧。美国以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拥有养老金池子的规模是GDP的150%，而中国只有GDP的10%。
2020年，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当年GDP的20.3%。而我们才达到7.8%。
我们的养老金制度还存在三轨制，这导致了我们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制中明显的不公平。
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是摆在我们迈向高收入国家道路上的最大路障。只有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改革行政管理体系，压缩庞大的行政开支，将不公平的三轨社保体制并轨，将财政支出中的一半左右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才能搬开这个路障，让14亿人真正迈向与高收入匹配的高品质生活。
【作者 国证大数据 徐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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