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立研究院研究员格里沙·梅特莱于2013年3月发表文章，记录了美国官方应对药物成瘾与毒品泛滥的政策与举措。（来源：美国国立研究院）
1971年，两名国会议员罗伯特·斯蒂尔和摩根·墨菲发布了一项关于海洛因滥用的报告。在之后美国国内历史教育课程中，该报告的公布被称为“爆炸性的”。这份报告指出，有10%至15%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对海洛因成瘾。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尼克松当时主要担心的并非是士兵大量吸毒，而是担心民众认为是越南战争导致大量士兵染上毒瘾，进而影响他的政治生涯。故而，尼克松在公开场合均强调，药物滥用是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试图将军人毒品成瘾的源头从越南转向美国本土。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国立卫生研究院（PMC）的相关资料记载，“尼克松希望美国民众知道，大多数毒品成瘾的士兵在到达越南之前就使用过毒品。”与尼克松出于政治考量，试图将美国民众的视线转向毒品泛滥这一社会问题如出一辙的，还有尼克松对毒品管制的具体措施。
尼克松与他的“别无他法”
美国国立研究院研究员格里沙·梅特莱在他2013年3月发布的关于美国应对成瘾政策的相关文章中，记录了尼克松对他的毒品管制措施的相关描述。“我们的目标不一定是令吸毒者戒毒，而是让吸毒者成为一个有工作、守法和纳税的公民。”这段话基本表明，尽管尼克松提出了“毒品战争”这一概念，但其目标并非根除毒品，而是为毒品预留出一定的空间。作为印证尼克松这一禁毒政策的实例，当时应声成立的预防药物滥用特别办公室（SAODAP）设定的禁毒目标为，“即使不能完全防止复发，此类计划仍然致力于打断成瘾的循环。”
△尼克松对待禁毒的相关表述（资料来源：美国国立研究院）
但是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其成立的预防药物滥用部门，当时美国联邦政府的禁毒努力大都是从“吸毒者”的方面进行阻断，而制毒与贩毒并非尼克松政府的主要打击方向。尼克松本人曾对这一问题有过相关的表述，“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对吸毒者抱有同情心，但是对于推动者（及通过制毒、贩毒获益的人），我们别无选择。”根据事后的统计，尼克松当政期间，当时用以禁毒的资金有2/3用于治疗、研究与预防，仅有1/3用于打击毒品交易。1969年，尼克松政府推行“拦截行动”，试图将从墨西哥入境美国的大麻阻拦在边境外。虽然尼克松政府在美国率先实现了通过外交政策禁毒，但是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由于不切实际的严苛货物检查，该行动最终导致美、墨边境交通的中断，最终该项工作仅仅持续了20天。
△尼克松当政时期，1974年的禁毒支出中有接近70%的预算是针对民众的需求，而非直接打击毒品的制造与流通。但在尼克松下台后，美国的禁毒思路则与之相反。（资料来源：美国国立研究院）
在尼克松着重“复健”且有选择的禁毒措施之下，美国的吸毒人数反而在不断上升。根据1979年的一项调查，在当年展开调查前的30天内，有超过2500万美国人使用了非法毒品。助推这一巨大数字不断攀升的，除了因为“水门事件”草草下台的尼克松，还有其后继者。1976年，赢得民主党提名的吉米·卡特为了在大选中获得选票支持，在竞选时称“废除对拥有最多一盎司大麻的联邦刑事处罚”，此时美国多个州已经实现了大麻的合法化。而当时卡特的公共卫生顾问彼得·伯恩认为大麻，甚至是可卡因不会对公共卫生造成威胁。由于卡特对毒品采取放任的态度，多家美国媒体甚至对含有毒品成分的药物、化妆品、食物等大肆宣传。1977年，一份美国杂志《新闻周刊》（Newsweek）中出现了对食用含有可卡因食物的诱导性描述：
“在洛杉矶和纽约一些时髦的餐厅， 一杯唐·培里侬香槟配上一份含有可卡因的白鲸鱼子酱，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人们会将可卡因与银盘上的美食一起传递，与众人分享……食客能够感受到充满了力量、自信并富于活力。”
△1977年5月30日刊发的《新闻周刊》（Newsweek）中，对可卡因存在错误性且诱导倾向的描述（资料来源：美国公共电视台）
始自美国的需求 致使拉丁美洲陷入混乱
领导层的错误判断与无动于衷，促使畸形的社会风气助推美国成为毒品消费大国，而旺盛的消费需求自然催生了大量的制毒、贩毒者的出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拉丁美洲逐渐成为美国毒品的主要产地，先后诞生了多个制毒、贩毒集团。而有组织、成规模的贩毒集团的出现，无疑让毒品贸易愈加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