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你赵教授可以一天一个创新理论，咧着嘴胡说，可是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能这么干。正经政策的制定，不能不考虑一个东西——它叫“政府公信力”，说白了就是要取信于民。政策不能朝令夕改，想起一出是一出，今天鼓励的明天惩罚，这样会让民众无所适从，也会降低政策的权威性和执行效率。
这些道理，对于一个屡次建言要国家“惩罚不生育者”的大学教授能不懂。我觉得赵教授应该就是跟任大经济学家一样，是在“装彪”，为了成自己“高瞻远瞩”的“建言献策”，刻意违背了自己所谈的事务中其实非常常识的事情。
而他们这么说，算盘打的都很精，第一是安全，反正我是“为国献策”，而矛头是指向不生育的老百姓的，立场一旦站稳，就是说过一点的也没有什么大麻烦。第二则是出名，你看赵教授这番发言，一下子就成了全国性的名人，虽然出的是恶名吧。但谁知道呢？万一哪天哪个地方政府一时想不开，真出了类似的政策，那赵教授作为该思路最早建言者，可就名声出大了——所以这事儿对他是个无本万利的活儿，在人口焦虑正折磨中国社会的当下，这种话他不说白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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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就都有“国师”梦，一旦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就有人上“万言书”。这个传统往好了说是“以天下为己任”，但往坏处想，就是总有人借这个机会“意淫权力”，像王小波说的那样，幻想自己当上“哲人王”，幻想自己能用权力的蛮干去逼迫老百姓做些什么事情。
是的，无论是任泽平的“发两万亿，解决低生育问题”，还是赵燕青“国家要惩罚不生育者”，这些所谓的“学术建议”，说白了都是“权力狂想曲”。中国是有大量的这种“学者”，还没有掌握什么权力，更不懂使用权力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却无比迷恋和崇拜刚性权力能起到的作用。
这种人，当然还不是也当不成官员，更成不了他们梦想的“大柄若在手”的“国师”，我给他们起个名——就叫他们野生国师好了。
野生国师们，请你们清醒一点，看清自己的斤两，你们不是啥高飞九万里、“不看底下的蝼蚁”的大鹏，你们就是蝼蚁，你们的每一条把老百姓当数字而不是生命的没有丝毫人性温度的“建言献策”，若真正实行起来，害的都是你们自己。
先问任泽平老师，以后给您每年发两万亿年薪咋样，津巴布韦币的？
再问赵燕青教授，你的养老金改革建议，先在您和您近亲属身上搞个试点怎么样？
这么一问，估计他们就都没声了。
所以野生国师们，醒醒吧，脸与专业常识，您总得讲一样——但凡能要一样，你也提不出那种扯淡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