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除了有民科以外，也有所谓的民哲（民间哲学家或爱好者），但由于哲学的小众性，他们的知名度则远远没有民科高。但我们应当相信，他们确实有很强的求知欲和对哲学本身的巨大兴趣，但是由于受教育的局限性，所以才导致像一些民间科学家动不动就会认为自己成功的发明了永动机一样，有不少民间哲学爱好者动不动就提出一个能推翻现有哲学体系的哲学理论。
人是理性的动物，面对各式各样的经验现象，或是由于惊奇、或是由于忧患，有诸多提问并不足为奇。有了问题，自然就要求解答，而民哲就是积极创造解答的一群人。
民哲是如何诞生的？民哲的出现有很多原因。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地位，使得人们对哲学一词有基本好感；其次是造诣颇深的宗教人士较少，使得很多文化程度较低的普通人，对关于人生、宇宙或价值的问题无法从宗教那里得到太多信息，从而必然透过哲学；三是过往年代哲学作为冷门的学术资源的不足，使得有志于哲学钻研哲学的人们，只能通过自学。
而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哲学在全世界各地的共同点，就是到了近代以来哲学的高度专业化与学院化。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例，下分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佛教与道教、基督教与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等九个次级领域，仅管皆属哲学，但研究方向却可能毫不相关，彼此之间更不见得相互熟悉。
也就因为如此，加上专业性的概念分析的精细与问题意识的深入，要跟上哲学专著的思维脉络，甚至进入信息对等的讨论，对一般非哲学专业的人而言是越来越难。在此趋势之下，加上交流渠道的缺乏，学院派的学者与民哲之间的落差必然越来越大。
其中原因可细分为两点来说明：
1、培养机制的差异
首先是培养机制的差异。如果不从高中（文科）开始正式在课本上接触专业性的哲学算，仅仅从大学新生直到博士毕业，一名哲学专业学者的训练，往往要花上六七年以上的时间。在这段期间里，会选修课程、阅读文献与撰写报告，在研讨会、图书馆、各式期刊与电子数据库中搜集大量相关资料，以它们的整理、归纳与反省为基础，最后完成一篇符合格式的哲学论文。
而在撰写论文时，往往有对于题目的文献回顾，把握前人对此题目的已有观点，再说明自身观点相较之下有何优势。如此一来，才不会浪费精力而得出差不多的东西，学术也才得以累积与进展。
相较之下，民间哲学家们尽管对哲学抱有极大的热情，也怀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但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哲学基础性知识的积累，在概念定义、论证推演与理论结构上，并不见得能够达到哲学学界要求的程度。而在参考资料上，更只能靠着古代经典、有限的二手文献与自身的生活经验来提供解答。其所得出的成果质量，自然会与学界中人相去甚远了。
如去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上出现的以下事例：
有一位民哲滔滔不绝地说明「彩虹太极图」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后来有人问：「这个图跟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什么关系？」他回答：「那人是谁啊？」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其重要意义，后世认为它开启了宋明儒学的宇宙论或本体论思维，这样的一个哲学界最基本的常识，却是许多民哲所缺乏的。尤其是缺乏哲学史阅读和了解，意味民哲们多半不知古人对类似主题的观点，自然也就谈不上对哲学的更进一步的反省与修正。
当然，这不是说民哲们的作品毫无可看性，它们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思维方式，但这与学界所认可的学术价值相比往往有着不小的距离。
2、哲学史训练的有无
在哲学思想长久以来的发展演变里，有继承、有转化、有扬弃、有扩大，它们交织出了一套概念术语、理论问题、论证方法甚至价值观，形塑出了一套传统。而在现今学界，这套传统主要是透过哲学史课程与哲学史著作来传承的。
在这样的传统中，许多题问题早已被研究过了，就算还没有令人完全满意的解答，通常也有通过初步检视的两三种说法，可供我们参考与改进。若不能对这些说法有恰当把握，论文便难以得到学界的认可。
但民哲们往往缺乏这样的把握，就直接进行自己的论述。真正厉害的，或许能暗合于当前的理论；其次的，不过重复了古人已有的观点；再者就可能连基础的哲学知识也没有了。况且，无论其论述有多少创见，在表述的细致程度上往往也逊于学界中人。
也就因为如此，我们并不容易从民哲的作品当中，看出它所可能蕴含的学术价值。当然，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也可能有类似情况，但由于有哲学系教授的指导，这是可以逐渐改进的。
接下来是个小故事，用以说明古代也有民哲。
明朝有个人叫王艮，他从小跟父亲经商，对儒家典籍特别有兴趣，自己拿着《论语》、《大学》等书到处宣讲。后来有个多嘴的说，你这套说法跟王阳明很像啊。王艮一听，竟然有个抢信众的，二话不说就去踢馆了。
王阳明在当时已有极高声望，不仅是因为他学问好，也是因为他在宁王朱宸濠叛乱时，非但没有选择逃跑，反而积极以巡抚身份安定人心、调动资源，最终生擒对方。
两人见面，二话不说就开始唇枪舌战。王艮始则心高气傲，中间则心生敬佩，最后竟甘拜下风，主动要奉王阳明为师。但故事还没完，王艮当晚睡觉前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对劲，后悔自己太过轻率。隔天早上起来，王艮居然宣称昨天还没战完，要再辩！
王阳明似乎也不太惊讶，辩论再开，王艮在学富五车的王阳明面前自然仍旧不敌，这次他才心悦诚服地拜师了。后来阳明说：向者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
可见真正让王阳明心动的，不是让他得以声名大噪、加功晋爵的平定叛乱，而是收了一个不肯盲从又颇为固执的民哲当学生。王艮后来开创了泰州学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是略有名气的一人物。
民哲也是一般人从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王艮的许多行径，诸如建立自身观点、积极对外宣传、不肯服从权威、强调反省批判等，都能在今天的民哲们那里见到。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希望哲学系学生所具备的特质，甚至是现代人多少应有的特质。既然如此，为何这些特质在民哲那里，好像有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呢？
在现代学科体制尚未出现以前，在思想与知识交流尚未如此普遍以前，某些古代哲人的发言，或许也和现代民哲差不了太多。然而，当我们有了积累两千多年的哲学史，更在论题、术语与论证上有了严谨标准时，学者们很愿意耗费心力去为古代的艰涩文本给出合理诠释，却对现代民哲的发言不屑一顾了。
而王艮的故事更让我们看出，握有学术资源的学者们，在面对民哲的质疑时，可以选择避而不见，也可以选择花上许多时间与对方平等对谈。当然，本文在此并非主张学界的学者们有义务和对方谈，而是要说：如果哲学的知识、信息与方法，可以更为友善地传播给社会上的民众，那么民间哲学与学院哲学中人的认知落差，就不至于这么地大。
结语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当然要肯定去年的世界哲学大会开放各界人士自由发表、自由参加的态度。诚然，民哲们的言论有时看来天马行空，它们在学术上或许不太重要，或许带些偏见，有时甚至难以理解，但背后却可能隐含着长久以来的哲学思考。
如果哲学要应用于社会，就应该试着面对这些言论，并挖掘出其中的问题意识，相信这也是哲学普及工作者所希望做到的。如果从思考哲学问题的初衷来看，民哲和一般人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是由于没有接触学术信息的条件，使得他们走上了一条与学院中人完全不同的路，创造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表述。或许民哲的奇谈怪论有多少，不是由他们自己所决定的，而是由掌握学术资源者的态度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