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渔业阴谋》（2021）剧照。
我认为感觉是在日复一日的关系实践中被培育出来的，这种实践发生在物质多元化的环境之中并且跨越了物种界限。就像哈拉维（Haraway，2008）所说，道德情感是“绝对世俗”（ruthlessly mundane）的东西并且形成于“回应”的能力之中。因此照料和宰*编排必须不仅将感觉视为一种三文鱼的特性，而且是特定社会物质组合的一种潜在功能。这样感觉就成为“一些身体向另外一些身体进行表述”（Haraway，2008）时的特定配置的一个方面，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受到特定的安排（比如死亡）的影响。
三文鱼是特别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动物福利监管框架里的新秀，而且是因为它们仍然还是鱼类。它们是冰冷的，生活在水中。它们大部分是脱离人类视线的，是沉默的。它们不具有人类能够识别的眼神。它们的身体语言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难破译的。这些都限制了人类的回应，并且使得分担痛苦在人类动物关系中成为不太可能或者可能是不太主要的方面。因此，如果我们要跟随哈拉维的提议——如果我们要负责任地行动，“非模仿地”分担其他动物的痛苦（我们因此也具有了回应的能力）是必需的——我们就需要去思考当谈及三文鱼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人类如何为养殖鱼类的福利负责？通过怎样的实践我们才能了解或者感觉到作为感觉主体的鱼类？三文鱼如何“顶嘴”？站在三文鱼养殖场的平台上，在那里大部分三文鱼通常都是脱离人类视线的，我们又如何了解情况呢？
为了谈论这些问题，我探索了三文鱼养殖场中完成死亡的不同方式。关注死亡是强调生命与成长的沉默对立面的一种方式，是去讲述很少被讲述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也使得我们去探索一个充满自相矛盾的人类动物关系的领域，在这里我们能够明白人类意味着什么，鱼类意味着什么。注意到对于死亡和宰*的不同安排可以说明生命所取得的微小成就，这样也与照料、饮食和生活的实践和政治产生了呼应。活得好，吃得好：这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常见的经验，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已经获得的、照料同情与个人生命经历深深共鸣的领域。有时这种记忆会以我们既不能逃避又不能很好地解释的方式，来引导我们的视线和激发我们的回应。
死亡的不同形式：
宰*与照料
死亡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形式出现。对于一生以增重为使命的养殖三文鱼来说，大部分死亡都是被仔细地定时的，或者安排好的。这是它们作为食物商品实现市场价值的最后一步。安排好的死亡在特别设计的三文鱼屠*场里发生，将“动物转化为食物”（Vialles， 1994），这也是大部分三文鱼死去的方式。安排好的死亡（以及随后的清洗和加工）是一种“过渡仪式”，同时也是价值被揭示的时刻。一张标签揭示了它们的价值，标签上标明了重量、买家、转运地（哥德堡、阿姆斯特丹或者奥斯陆）以及位于中国、德国或者法国的最终目的地。
某些死亡形式并未被安排好而且也并不为特定的人类目的服务。它们并不是将动物转化为食物，而是将动物转化为“死鱼”，或者挪威方言中所说的“daufisk”（见第二章）。一条死鱼必须被运走，它是“脏的”，是完全不能吃的，有时是令人作呕的骨头和腐烂肉体组成的泥浆。一旦被运走了，它们会被碾碎，和蚁酸相混合，做成喂水貂的饲料。如果被安排好的死亡是三文鱼从动物到食物过程的一个节点，因此也是对三文鱼作为人类食物的本体论地位的一种确认，那么这种非正常死亡就是永远终结了这个过程。
纪录片《渔业阴谋》（2021）剧照。
另一种死亡发生在夏季的河流中，这时三文鱼洄游到上游去产卵。一些三文鱼会被垂钓者捕获而死。我们的民族志没有记述这一部分，感兴趣者可以参阅诺雷德（Nordeide， 2012）和韦恩（Ween， 2012）的书。这些死亡是有目的地“捕获”被认为是可以行动和回应的动物的结果，而所谓捕猎是一场在猎人和猎物之间公平地分配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游戏。在一些河流中也有一些偶然性的死亡，是因为有人使用了化学药品鱼藤酮。这种化学药品是用来*一种三文鱼寄生虫萨拉旋毛虫的，但是也会伤害到河流中的“所有其他的东西”。这种伤害一直要持续到，如人们所期望的，三文鱼种群恢复的时候为止。有时死亡会威胁到大西洋三文鱼的某个特定的遗传品系，比如来自沃索河的三文鱼，它们受到威胁，或者可能濒临灭绝（见第六章）。这些死亡导致了生命的丧失或者产卵和迁移的周期无法继续，因此带来了无法逆转的生物多样性损失。但是就像鱼藤酮的例子所显示的，特定的“死亡”有时也是恢复特定形式的“生命”最后的手段。因此即使在这里，生命和死亡也是紧密联系的。
这里便是其中一个故事。我们与鱼一起抵达。两个贮水池中的120吨三文鱼一个晚上航行66海里后抵达了目的地。贮水池放在服务于罗加兰郡和霍达兰郡的一艘崭新的活鱼舱船的下甲板下面。六位船员和两位人类学家陪伴了这些鱼作为活生生肉体的最后旅程，它们要去往屠宰场和加工厂。现在活鱼舱船上的一根水管正在冲洗这些三文鱼，之后它们要被运往屠宰场的拆解流水线。流水线位于一个能够俯瞰峡湾的大厅的高台上。
在高台顶端的狭窄走道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厅和下面忙着给鱼放血的三个人。几秒之前鱼先被电击，再被运送过去宰*。当站在高台上时，我能感觉到鱼从水平放置的管道中喷射出来时它们巨大身体的震动，传送带将它们慢慢地送到崭新的电击器这里。它们像疯了一样拍打着身体，这时好像整个房子都在我的脚下震动。电击器是一个金属盒子，位于传送带的顶端。电击是自动和可调节的，当一组六条鱼通过的时候要在每条鱼身上电击两次。
主管向我们走过来，告诉我们今天收到的鱼非常好，很壮而且新鲜，所以它们会需要更强的电击。或者说，人们需要调慢一些机器。对于更安静的鱼而言，短的电击就行了，这样它们就可以更快地通过。当主管解释的时候，他打开了盖子让我们看电击器是如何工作的。在几秒种之内，我们看到了被金属爪抓住和细电缆连接着的鱼。但是当盖子打开的时候，为了工人的安全，电源自动关闭了。很快我们听到从下面传来的呼喊声，那是在*鱼的人。在他们面前，鱼已经堆起来了，并且拍打着身体、移动着。很明显，它们的电击还不够充分，而这是我们的错。主管很快关上了盖子，电击重新开始。
放血是真正开始宰*鱼了，电击只是使得它们失去意识。2012年7月1日，动物屠宰的新规定在挪威开始实施。电击器是在这个新规定实施的前一个夏天安装到位的。之前，二氧化碳浴被用来使鱼失去知觉。但是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2004，2009）的科学报告指出，二氧化碳会引起很强的不良反应，其使鱼丧失知觉的结果是不可靠的。因此鱼可能会在仍然还有知觉的情况下被放血或者切除内脏（见Mejdell et al.，2010）。
纪录片《渔业阴谋》（2021）剧照。
一旦三文鱼被放血，它们就会进入一个慢速旋转的轮子，冷水冲洗使它们变凉。一个小时之后，它们会被取出内脏，加工成整鱼放在泡沫塑料盒中，被装上在外面等候的卡车。从屠宰到加工的整个过程不超过两个半小时。每条重达4—5千克的三万多条三文鱼，今天将通过拆解流水线。这项工作也确保了当地工人的收入，这些工人中有一部分是难民。他们的家乡在地理上的分布也像他们所准备的三文鱼盒子要去往的目的地一样： 他们的来源国包括摩洛哥、伊拉克、匈牙利、立陶宛、日本、科威特和法国。
在屠宰场里度过了一整天，我没有提到任何动物福利方面的事情。于是我决定和经理交流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阿恩非常健谈，并且强调他所说的是个人观点，他并不真正知道三文鱼的真实反应是怎样的（如果想要知道更多，他建议我应该和兽医去谈谈）。他承认他对三文鱼被电击或者偶尔没有被电击到的事实感受不是很明显。很快他又补充道，他们做的所有这些和其他可能做的事，当然是在给鱼带来最少不适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新规定的机器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特别设计的。但是从情感上来说，他的感受并不是很强烈。至于为何如此，他有一个理论来解释。
像这个地区的很多其他人一样，阿恩也是一位业余的猎鹿者，如果谈到鹿，他的感情就是完全不同的了。他认为至少对他来说，这与鱼是冷血的有关系：当你触到一头鹿的腹部时，他说，你能感受到它的心脏仍然在咚咚地跳着，这会对你起作用。你真的不愿意给它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他说在捕猎中大家一直努力避免伤害到鹿，这就是强调要瞄准的原因。但是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三文鱼身上时，却不会同样影响到他。他认为这是因为鹿是温暖的，像他自己的身体，而三文鱼感觉起来是冰冷的，好像已经死掉了一样。他把这个作为他的个人理论提供给我，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困惑让他常常反思。14所以这个就是他完全愿意遵循当前关于电击的要求，但是却没有很强烈的感觉的原因。
这个对话让我回想起更早之前我与另一处海水养殖点的经理的对话，三文鱼的前两年是在这里度过的。当时我们在围塘边上站稳，看着三文鱼被吸到活鱼舱船上来，他告诉我他以前帮人们饲养苏格兰高原牛。当这些动物在牧场上被屠宰的时候，它们肉的品质是非常棒的，很嫩。但是当它们被用船和卡车运到集中的屠宰场去宰*的时候，他们的肉尝起来就像皮鞋的皮一样。他用这个故事来强调一种更一般化的关怀，即不用给三文鱼不必要的压力。接着他很快地引用了来自捕鹿的另一个故事：他的父亲过去常说最好的鹿肉就是当它还没有注意到你时你射*的鹿。这是同样的道理，他说。
我们朝下看，看到鱼网将三文鱼逐渐向我们拉近。鱼在网中快速地移动，转弯的时候溅起水花，接着又向另一个方向跃出。尽管所有法律上的努力都是为了防止养殖三文鱼不必要的痛苦，但是看上去一些有压力的时刻还是不可避免的。
纪录片《渔业阴谋》（2021）剧照。
成为有情感的动物
感觉可以以许多方式、通过不同时间和不同设备来展开。我已经使大家注意到在三文鱼养殖场的日常实践中，感觉是如何定位、关联和固定的。立法措施及其所产生的文本轨迹诉说了另一种感觉展开的方式。上述文本是精心制作和自我论证的，它们基于这样的假设： 一定的特性比如动物感觉是普遍的。但是它们的管辖范围是在一定地域和一定政治范围之内的。让我们转向挪威和欧盟，看看在有关养殖三文鱼的动物福利法规方面的最新进展。
我们一般认为，法律架构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自然或者社会事实的。但是最近法学研究的取向有所不同，强调呈现为一种事实的东西也是由包括法律实践的社会实践所维持的（Pottage，2004；Asdal，2012）。因此，就像法律架构维持了人与物之间的本体论区别，法律技术也可以建立——或者削弱——其他种类的区别，比如动物与鱼类之间的区别。
第一部综合性的“虐待动物法案”是1876年在英国通过的（Lund et al.， 2007），虐待动物的行为在挪威被确定为犯罪行为是在1902年（Asdal， 2012）。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欧盟将动物感觉提上了它的立法议程。根据特纳的说法（Turner， 2006），这发生在1997年，有法律约束力的阿姆斯特丹条约附件承认动物是“有感觉的存在物”，并且要求欧盟成员国“充分重视动物的福利要求”。2004年，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就养殖三文鱼的运输、击晕和宰*发表了基于科学研究的意见，认为现存的许多商业化的宰*方法实际上使鱼处于较长时间的受苦状态中。这些材料将“受苦”确定为养殖鱼类的一种特征，因此认为应该在动物福利立法的法律文本中为鱼类争取一个空间。他们声称，与鱼类养殖的法律责任相关，“鱼类也是动物”。这样，这些材料所从事的就是“本体论政治”（ontological politics）（Mol， 1999）；他们介入了事物的秩序和存在物的基本分类，通过这样做他们成为了下一步立法的一种合法性来源。
2005年，欧洲委员会（CoE）为了农业目的而设的动物保护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养殖鱼类的新意见（Lund et al.， 2007）。这些在（为了农业目的的）动物保护公约下通过的意见于2005年被批准，2006年6月5日生效。意见提出：“鉴于有关鱼类的生物需求的已有经验和科学知识，目前商业使用的养殖方法可能并不能满足它们的需要，因此导致了糟糕的福利状况。”（第七条），还有“如果鱼类要被宰*，它们也应该被人道地宰*。”（第五条第三节；Council of Europe，2005）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出现于2009年，这时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宰*时的动物保护法律。法律条款3.1表明：“在宰*和其他相关的操作中，动物应该避免任何可以避免的疼痛、痛苦或伤害。”然而，针对鱼类的特定的标准清单还没有通过。与此同时，尽管不是欧盟成员国，挪威出现了将养殖三文鱼囊括进动物福利立法的行动。一项新的动物福利法律于2010年在挪威开始生效，取代了1974年的动物保护法律。在2008年，更多的针对“水产动物”（akvakulturdyr）屠宰场的特定法律被提出。它们禁止了二氧化碳浴的使用，这也是屠宰场技术的主要变化。“水产动物”的用词取代了“水产鱼类”也可被视为本体论政治的另一个例子，因为它将养殖三文鱼坚决地放在饲养动物的分类中。这些新的有关宰*的法律以一种非常直截了当的态度对待养殖鱼类，要求鱼类在流血之前要被击晕。其中电击和敲击为仅有的可以接受的两种方法，因为这两种方法比起其他常用的方法带来更少的疼痛（比如，二氧化碳浴和三叶草油）。在实际层面，这就意味着养殖鱼类使用与陆地饲养动物一样的方法被宰*。这些与宰*有关的法律直到2012年7月1日才被充分执行。它们比欧盟目前的法律更加清晰明了，因为它们明确了可以使用的宰*方法，并且禁止使用了许多在其他国家常见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