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玲玲（化名）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笑起来会弯成一对月牙。玲玲的爸爸在福建省永安监狱服刑，父女俩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在“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工作人员为玲玲录了一段视频，小小的脸蛋塞满了整个屏幕，隐约能看到面前的文具和扎起的马尾。玲玲说，“爸爸，我好想你，你什么时候回来？你要快点回来，我们都快长大了！”说完，她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一边，腼腆地笑笑。
“这个视频我看过很多次了，每次都会流泪。”“穿墙引线”组织机构、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又称红苹果公益，下称“红苹果”）工作人员邱添英说，和许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视频一样，玲玲的视频会被送入爸爸服刑的监狱。
像玲玲一样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遍布全国。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的调研，截至2005年年底，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近46万人，约占在押犯总数的30％，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超过60万。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王君健长期关注这个群体，他做过一个估算，以每年平均新增1.5万名在押犯人计，截至2018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数量约为69万。
红苹果帮扶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小俊（右二），与舅舅家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因父母健在，这些孩子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孤儿，也不能享受相应的补贴和援助。但因为父母正在服刑或对他们遗弃不顾，他们又在事实上处于无人抚养的状态。
为了照料这些孩子，自1996年起，太阳村、红苹果等公益机构在陕西、福建等地陆续成立，有的对孩子们集中抚养，有的为孩子提供经济援助。对60万服刑人员子女而言，他们来自外界的歧视、童年留下的心灵创伤等，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高墙内的会面
和玲玲一样，许多服刑人员子女多年没见过父母了。为了缓解孩子对父母的思念，自2014年11月起，红苹果开始组织“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总共4天3夜的活动分为两部分：前三天在监狱外，志愿者会和服刑人员家属、子女一起参加专业课程、生日会、户外拓展等，希望在活动中获得情感支持；最后一天，志愿者会和孩子、家属一起进入监狱，零距离进行亲情会见，久未团聚的一家可以看视频、做游戏，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
在志愿者林聪燕眼中，前三天的活动弥补了孩子们日常生活的遗憾。一个小男生告诉林聪燕来拓展营特别开心，因为这里的零食非常丰富。“他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零食，其实那只是一些小面包和牛奶糖。”
邱添英还记得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妈妈因贩毒被判了21年。2011年妈妈服刑后，爸爸组建了新家庭，男孩再没见过妈妈。
男孩和邱添英儿子差不多大，就连颈椎和背部前倾的毛病都一样，但他还有500度的近视。为了给狱中的妈妈准备一份礼物，他长时间地趴在地上画了一幅漫画。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小俊，和舅舅家的兄弟姐妹在墙上印了许多手印。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拓展营的重头戏是请孩子们为服刑的父母录制视频，这是最打动志愿者的环节之一。2019年的一段视频中，一名个子小小的、胖乎乎的男孩眼睛盯着地板，偶尔瞄一眼镜头，拿着话筒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爸爸，我想你了”，然后迅速把头埋到爷爷怀里。再抬头时，他的眼里有了泪水，讲话的声音开始颤抖：“我希望你能早点回来。”
一个缺了门牙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手指不停抠弄写有自己名字的胸牌，“爸爸，我爱你，你今年还好吗？我今年很乖。”
最后一天的亲子见面，更加牵动人心——孩子们可以越过厚厚的玻璃墙与父母亲密接触。
以邱添英的经验，这种高墙内的相聚并不容易：有的孩子离父母的服刑地远隔千里；有的老家属不知如何带着孩子探监；有的家庭非常穷困，拿不出去监狱的路费……但参加“穿墙引线”的孩子不用掏钱，所有活动经费都来自红苹果和爱心人士的筹款。
志愿者邱炎红记得，一次活动中，一个小学五六年级的女孩精心准备了一段舞蹈，想要跳给狱中的爸爸看。但见面时，爸爸一直在和弟弟说话，忽略了女孩。
邱炎红发现，小女孩有些不开心，站在旁边把头埋得低低的。到了拍照环节，爸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抱起女孩，原本闷闷不乐的小姑娘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在红苹果创始人林敏明看来，面对服刑的父母，年龄较大、上了初中的孩子心理更加矛盾。有的孩子见面前装作满不在乎，有的录视频时一句话不说，“但真见到父母，情感表露得最明显的往往也是这两类孩子。”
林敏明见过一个初中快毕业的女生，父亲在服刑，她和奶奶一起参加拓展营。录视频时女孩不肯对父亲说话，“还说他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想来，是奶奶叫我来的。”但见到父亲后，女生在父亲怀里泪流满面，是所有孩子里哭得最惨的。
从一栋乡村小楼开始
72岁的张淑琴曾在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工作，与服刑人员接触多了，她发现他们最惦念的就是孩子。有人说，“派出所带走我时，我正给孩子穿袜子，一只脚穿上了，一只脚还没穿”；有人说，“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的消息，我做梦梦到他被野兽吃了，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有的服刑人员因为子女下落不明崩溃自*；也有人尝试越狱，就为了回家看看孩子。
对于夫妻都在服刑的家庭，张淑琴会趁着节假日去做个家访。比如陕西某县的一对夫妇，丈夫被判了17年，妻子被判了四五年，两人有5个孩子。
1996年，张淑琴在两人老家找到了夫妇俩的4个孩子，他们和70多岁的奶奶住在两个破窑洞里。张淑琴问奶奶，不是5个吗？“奶奶说大的生病没治好，已经死了。”
也是那一年，张淑琴和企业家郭建华一起，在陕西省三原县创办了第一家太阳村（儿童村）。那是一栋乡村小楼里的一层，面积大约200平方米，屋里摆着定制的木质小床和爱心人士捐赠的生活用品、食品等。
1996年，陕西三原太阳村（儿童村）开村仪式。图片/受访者供图
张淑琴参考了孤儿院的集中养育模式，把陕西省内的16名服刑人员子女接到一起同吃同住，再和普通孩子一样到外面上学。对孩子们而言，这栋小楼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家。
经过媒体报道，太阳村越来越有名，目前已在北京、江西、河南、青海、陕西等省份设立了9家，帮扶服刑人员子女上千人。“陆陆续续的，各地公检法常把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涉案人员携带的婴幼儿往村里送。仅2016年，上海一家法院就往北京太阳村送了16个孩子。”张淑琴说。
与张淑琴相似，48岁的林敏明也在司法系统工作，是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教官。2014年，他到北京太阳村做过志愿者，还考虑过创办福建太阳村，但最终放弃了。
林敏明认为，与太阳村相比，孩子更需要一个真正的家。另外如果由亲属抚养孩子，同样的钱可以帮助更多人。“60万孩子太多了，都要有人管。”
2014年6月，林敏明在福建省福州市成立了红苹果，目前已累计帮扶2000多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覆盖全国451个县市。与太阳村不同，红苹果提倡亲属抚养，帮扶的孩子住在各自亲人家中，红苹果会根据不同孩子的家庭困境评估，为孩子们提供分类帮扶，包括经济援助、心理辅导、安排亲情见面会等。每个孩子接受哪种帮扶措施，由志愿者入户走访后评估决定。
邱添英展示了一份《困境孩子评估表》，填写内容包括家庭经济情况、亲子关系、孩子成长需求等。其中，家庭经济情况下又包括收入、支出、居住环境3项；居住环境又被细分为房屋所有权情况、孩子是否有独立房间、家电设备情况等具体问题。
邱添英说，工作人员会根据这些问题评估每个孩子的困境程度，由此确定每年的具体帮扶项目。
尽管红苹果的帮扶面更广，但在张淑琴看来，集中抚养有时是必需的。
张淑琴记得，陕西的一对夫妇合谋*害了同村的一名男子后，丈夫被判死刑，妻子被判死缓。这对夫妇的女儿与死者孩子同班，悲剧发生后，老师组织学生为死者的孩子捐款捐物，却对罪犯的女儿恶语相向。“女孩上学路上，有人朝她扔石头、吐口水，她就不敢去学校了。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怎么生存？”
张淑琴还见到过一对双胞胎少女，父母服刑后一直跟着奶奶住。孩子们15岁时被亲叔叔侵犯了，奶奶却捂着不让说，她们从家里逃了出来。
有的孩子再也找不到了
无论太阳村还是红苹果，最初都是从监狱里获得服刑人员子女信息的。
张淑琴记得，太阳村成立前，她在陕西省女子监狱发过一次调查表，以寻找需要帮扶的服刑人员子女。两百多份表格发下去，至少90人申请帮扶，还附上了孩子情况、家庭住址等。
红苹果也在福建省内的监狱做过类似调查，收到服刑人员的帮扶申请后，工作人员会对其家属进行电话访问。“我们会告诉家属我们是谁、是怎样得到他的信息的，会简要了解孩子与家庭的情况。”邱添英说，确定家属意愿后，志愿者才会入户探访。有的家庭不想让孩子知道父母在服刑，会直接拒绝；有的家庭警惕性很强，误以为这是个骗局，会直接挂断电话。
更多的挫败感，出现在上门找孩子的过程中。
为了获得家属信任，张淑琴曾多次穿着警服到村里找孩子。“但很多人以为孩子父母犯罪了，我们也要把孩子关起来，根本不理我们。”后来，她会先找村干部沟通，再让村干部带着找家属。
林敏明也遇到过不少拒绝。一次，福建省女子监狱的一名服刑人员向红苹果申请帮扶，林敏明等人找到了她的老家。向村里人打听具体位置时，没人愿意指路。“那家孩子的妈妈*人啦，你们还去干吗？你们可以帮助其他小孩。”
通过村小的老师，林敏明辗转找到孩子的家，没想到，爷爷得知来访目的后把他们赶出了家门。“老人嘴里一直说，他家没有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