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阳村，孩子们自己收拾房间、叠被子。图片/受访者供图
还有一些情况，申请被帮扶的孩子根本找不到。张淑琴想要救助的孩子中，有下落不明的，有被卖掉被送人的，有出门流浪乞讨的，形形色色。
1996年，张淑琴和陕西省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寻找一个男孩，爬过满是黄土的山坡，穿过泥泞的庄稼地，打开生锈的铁门，却只看到一个孩子生活过的房间：桌椅上布满厚厚的灰尘，土炕上的棉被破成了絮状，房角胡乱堆着一些红砖，煮饭锅扔在地上。村里人说，孩子已经离开两年了，没人知道去哪儿了。
据司法部2006年的调研，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着家庭经济贫困、辍学现象严重、部分孩子在外流浪乞讨等问题。调研结果显示，其中94.8%的孩子从未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整体生存情况并不乐观。
帮他们接受现实、改善自己
在红苹果秘书长傅雪兰的印象里，不少服刑人员家庭不会对孩子透露真相，他们会说爸爸妈妈出门打工了，要很久才能回来。因为许多小伙伴的父母也在外地务工，孩子们一般都会相信。
林敏明说，包括在亲情拓展营，他们也会把服刑人员称为学员，因为许多孩子并不知道实情。
尽管如此，不少孩子仍会发现大人的秘密，他们会装作毫不知情，把所有委屈压在心底。林敏明说，这些孩子非常内向，“很能藏得住心事”。
红苹果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封11岁女孩的来信，字迹歪歪扭扭，但心思细腻。女孩写道，自己三四岁时，爸爸因为偷东西被抓了，直到现在妈妈还在骗她。她知道有人叫自己“小偷的女儿”，也会在别人问到爸爸时“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妈妈现在有了新家，有了新的孩子，“不会把爱放在我身上了”。
接受帮扶的孩子，写给红苹果的一封信。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看到这样的信，林敏明非常心疼，他认为孩子上到小学三年级后，家长就该适时告诉孩子真相。但依据红苹果2018年对福建18所监狱的调研，17922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近一半可能不知道父母在服刑；约3/4的父母在孩子探监时未告知自身犯罪、服刑情况。
为此，红苹果特意开办了线上课程，想让家长理解为什么要对孩子说实话、怎么引导孩子理解并接受现实。林敏明会告诉家长，有些孩子长大后才知道真相，反而会更加生气，“即便是孩子，也有知情权。”
另一方面，预防服刑人员子女犯罪也是一个重要课题。2006年司法部的调研结果显示，这一群体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未成年人的整体犯罪率。林敏明说，他和工作人员分析过服刑人员的犯罪原因，发现近一半人的犯罪根源在于生活贫困、亲情缺失、教育不足，“服刑人员的孩子也面临着同样问题。”
2015年冬天，傅雪兰到一个男孩家家访，在村里转了一圈没找到，无功而返。3个月后，她再到村里寻找男孩，才发现男孩已经因为盗窃摩托车被收押了。
根据红苹果2018年的调研，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超过1/5存在触犯法律的行为，超过1/5存在网瘾、烟瘾、酒瘾等不良嗜好；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更多，约占总数的30%。
在张淑琴的印象里，刚接到太阳村的孩子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般孩子有的毛病他们都有，甚至更多。”有的孩子不讲卫生，不剪指甲，脖子黑得要命；有的孩子喜欢打架，会用棍子打破其他孩子的头；有的孩子会偷东西，甚至会翻访客的包……
为了改变这些不良习惯，张淑琴会每天检查个人卫生，不洗脖子的孩子脖子干净了就奖励一袋奶，遇到不剪指甲的小孩就打三下手掌心。为了防止孩子们打架，太阳村在周末组织了很多活动，比如接待、餐厅服务、指挥车辆等，还开设了二胡、手工、绘画等兴趣班。只要让孩子们动起来，他们就没了打架的时间和精力。
对于犯错的孩子，太阳村也有惩戒措施，比如面壁、打扫卫生、蹲马步等。如果一个孩子很爱打篮球，他的惩罚可能就是别人打球时，他在旁边看着。
“前三个月是纠正调整的最好时机。三个月后，大多数孩子的问题都有改善。”张淑琴说。
社会还不够宽容
6岁的小爱（化名）是红苹果的帮扶对象，每年享受2000元经济援助，也参加过“穿墙引线”亲情拓展营。此外，红苹果每年还会到小爱家家访两次，以了解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
在新年的第一轮寒潮中，红苹果再次来到小爱家，不仅带来了大米和食用油，还为小爱准备了两本童话书。小爱圆圆的脸蛋上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穿了一件粉色羊羔毛外套，刚看到红苹果的白色商务车，就从门口躲到了二层的房间。
1月7日，小爱得了感冒，在家中吃药。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小姨说，小爱妈妈5年前被带走时，公安局就开了一辆白色商务车，当着小爱的面，妈妈被戴上手铐押走了。从那以后，每次看到白色商务车和穿警服的人，小爱都会躲起来，这已经成了孩子的习惯。
据林敏明观察，不少服刑人员子女都有心理阴影，还要承受外界的歧视。司法部2006年的调研结果也显示，如果父母都在服刑，孩子的生活状况将受到严重威胁。
2014年林敏明家访时，发现一个男孩手臂上、后背上都是铅笔、小刀划出的伤痕，问他怎么回事，他却不敢说。从邻居口中，林敏明得知伤口是男孩班上的同学划的，同学们叫他“犯人的孩子”。
为了掌握服刑人员子女在校情况，也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林敏明试图推动一个项目。他请老师们每周抽出半小时，一对一和孩子谈心，每谈心一次，老师可以得到50元补助。
通过家长，林敏明要到了100位老师的电话，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最终答应的只有5人。说到这里，这个中年男人流下了眼泪，“你能想象吗？只有5个人。而且有的老师说话非常难听，其他孩子都关心不过来，怎么关心这些孩子？”
童年遭受的歧视、“服刑人员子女”的标签，有时会伴随孩子一生，让他们难以走出阴影。张淑琴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两个在太阳村长大的孩子相识、相爱，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婚礼上，他们却不希望张淑琴出现。
婚礼前，男孩找人给张淑琴捎了话，“张奶奶，你能不能不要参加我的婚礼？”张淑琴很伤心，却能理解孩子的顾虑，“我一去，就证明他是在太阳村长大的。孩子们还不够勇敢，社会还不够宽容。”
她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对戒指托人转交给新郎新娘，关上手机，大哭了一场。
1998年，张淑琴和孩子们在陕西三原太阳村。图片/受访者供图
“对于这些孩子，我不要求特殊照顾他们，但至少不能让他们被边缘化，他们应该得到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平等对待。”林敏明说。
新京报记者 李桂 韩沁珂
编辑 滑璇 校对 杨许丽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