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仲义不仅是北路梆子第一个获得“梅花奖”的演员，而且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路梆子传承人。作为北路梆子当代领军人物，作为一个剧团领导，他承担着传承北路梆子的重任。
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他是在2003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当时他带团正在五台县上西村演出，我们陪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位专家到现场实地调研剧种剧团情况，因他当晚有演出， 我们只作了简单的交谈。转眼7年过去了，再一次见到他是2010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把他约到省戏研所会议室里。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开始长谈，他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思维敏捷，语言流畅，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快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因为他另有安排，我们相约择日再聊。
7月中旬，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未完成的采访。
笔者：您现在是著名的北路梆子表演艺术家，每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奋斗历程中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也许是相同的，但他们所走过的艺术道路和从艺经历却各自不同，很多人都想知道您是怎么走上戏曲之路的。
杨仲义：我1961年出生在山西省保德县黄河岸边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因为河曲、保德是山西、内蒙、陕西三省的交界地，河对面就是陕西府谷县，当地民间文艺很丰富，晋北、陕北的民歌、二人台，都在黄河流域交融流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我们那里民间文艺积淀深厚，我的父母或者说我的家庭受当地民间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我们这个家庭称为一个民间艺术之家，应该是不为过的。我父亲年轻时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商贩，很喜欢民间文艺。过去从保德县城关到河曲旧县八九十里路，他每天肩挑扁担往返于此。听我父亲说，他走一路唱一路，唱的小调山曲几乎可以不重复。 每年的正月ニ十五、六月六这些传统的古会，都要踩高跷闹秧歌。我父亲也是表演好手，既是组织者，也是表演者。我母亲也会唱，而且嗓子特别好，人很灵慧。我们这一辈兄弟姐妹七人，由于受家庭的影响，我大哥杨仲青，1986年参加过全国的民间音乐舞蹈大赛，现在已经从保德县文化馆退休，他他唱民歌非常好，我二姐杨爱珍也是唱民歌的，在全国民间音乐舞蹈大赛中得过大奖，当时《山西日报》还有宣传他们的文章，我承父辈基因小时候喜欢唱歌，而且嗓子也不错，我受哥哥姐姐的影响比较大，儿时他们就经常教我唱歌。
我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条件也不好，上艺校可以解决家里一口人的吃饭问题。从方方面面考虑，1974年忻州艺校招生，经过几次考试就被录取了。
刚考试的时候不知道是唱北路梆子，那会儿年龄小，还不知道北路梆子是啥，反正就是喜欢唱歌，以为到了学校学声乐，结果是唱戏。一开始也困惑，想学唱歌结果唱戏了，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感觉。后来想，学戏就学吧，起码能吃饱，不用花钱，还给发些东西。当时在家里天天吃红面还吃不饱，学校每天还能吃顿白面，一年还发两身练功衣，一个月还有一块多钱的洗漱费，觉得挺好，生活问题解决了。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学戏生涯。学戏很苦，但我从小生活在艰苦的环境里，所以不怕吃苦。别人练一遍，咱就练三遍五遍，别人因为疼不练了，咱能忍住疼继续练。就这样，我的基本功打得比较扎实。
那个年代我们从外界获得的信息很少，学戏精力非常集中，自己投入很多，干一行爱一行，争取在这一行做出成就来，思想比较简单。认为能上戏校是很光荣的，社会很高看，自己很自豪。全班15个学员，老师比我们还多，一个学生一个半老师，每天七节课，实实在在的学了五年。搞戏曲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进来，你都不可能做得很好，她是玩人的艺术，就是用自己身体的四肢五官来打造艺术作品，展示给人们去欣赏；她是脑力体力的结合，用大脑指挥身体去构造一件艺术品。出一个好戏曲演员很难，俗话说：“五年胳膊十年腿，二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太难了。
现在社会和以前不一样了，人们接受的信息多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年轻人谁愿意天天重复死练这些东西。有时自己也有感受，我能不能坐下来，我在以前那个环境里能做到到专心，现在我还能不能做到，再说做到了又能得到多少认可，你的付出又能得到多少回报。有时候会有这种苦恼，但我又觉得，戏曲是最有中国气派，最有中国文化神韵的集大成的艺术。中国戏曲，作为一个独立的表演体系，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是无愧的、灿烂的、辉煌的。这又给我信心。我们国家应该很好地保护它，这是我们本土的好东西，她可以激励民族自豪感。如果消失了，中国文化就损失太大了。
笔者：对戏曲院团的改革国家很早就提出来了，并且制定了一些政策方案，您对改革问题怎么看？
杨仲义：改革就是要让能唱的人、唱得好的人、愿意唱的人好好唱，让不能唱、不愿意唱、不适合唱的人给他一个出路，给他一个分流，给他一个安排。现在混饭吃的多，假冒伪劣的多。剧团养的啥也干不成的人多，这是多少年形成的，改革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拖得谁也不能好好干，势必这个行业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现在有的人挣着公家的钱，公家的活不干，到外头搭班挣钱。与其这样，不如该养的养，该放的放，把不想*人全部放到人才市场上去，让他们彻底放开去干，应该把这些通过政策明确起来。我们的改革有些不明确，我们基层剧团无所适从，日子很难过，叫不起套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胆大的不是今天请假就是明天有事，团里的工作不好好干，成天到外头干，团里还得给发工资养着。那些老实的循规蹈矩的，生活过得苦苦巴巴的，三年五年坚持下来了，十年八年忍过来了，二十年能不能坚持下来，现在就到了要崩溃的时候了。
我作为一个领团人，作为一个多年来为戏曲付出的从业者，希望我们这个事业发展得好、发展得快，生存得无后顾之忧。对改革我是支持的。市场经济多少年了，改革开放多少年了，我们应该改革，但改革必须实实在在地、认认真真地、慎重地改，必须务实，而不只是形式和口号。比如一个企业，它得要产品，它得要效益，它得养活人，这是实的东西，产品有没有，效益有没有，人们活得怎么样。这些问题怎么考虑，落到实处没有，围绕这些问题怎么具体操作，我们很心焦、忧虑，但是没办法，很多关系理不顺，剧团在改革中主动性很小。
我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了30多年的文艺工作者，从自己亲身经历感觉到，文化改革要整体考虑，这支队伍怎样有序地合理地科学地改革，对戏曲要有收有放，收要收的合理，放要放的和谐。要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这个阶段是很艰难的一个阶段，市场萎缩的很厉害。尤其是北路梆子，区域性小，院团少，从艺人员也少，市场很不好，我们这个剧种很脆弱，市场不大，受众面不广，简单地推向市场，不利于艺术事业的发展。
笔者：北路梆子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政府为了很好地保护这一文化遗产，成立北路梆子剧院，财政全额负担，现在情况怎么样?
杨仲义:忻州两个团合并了，原来的人头费要有所增加，但现在还没有实施。合并的时候领导的想法是不错的，特别是北路梆子是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团支撑着一个剧种，不容易啊。有一个团完了，力量就等于削弱了一大部分，载体就小，所以应该好好保护。以前剧团是差额事业单位，财政拨款将近50%。这50％是这么计算的，不连地区补贴工资，不连绩效工资，把这两部分去掉的50%，我们三级演员大概600左右，二级演员800左右，我一级六档，现在1400多元，演职员们的整体收入确实太少了。怎样使我们的生活好一些，物质条件好一些，我们从事精神层面的这一部分人让他精神更充实一些，精神和物质的结合更平衡一点，更和谐一点，更科学一点，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发展了。
我们戏曲要大发展大繁荣，但我们离大发展大繁荣的距离有多大？我觉得非常大。山西有多少个院团？有多少台好戏？当然好戏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所谓观赏性艺术性相统一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我们没有多少，实实在在说我们是浪费国家的钱。尤其是一些大剧目，好多是在玩着繁荣和发展，我是这么理解的。但这种繁荣，老百姓又能真正得到多少实惠，能不能看到，看了几次，看了这场戏又能受到多少教育和精神上的满足？不见得，真正的脊梁是还戏于民，戏剧的脊梁是在基层剧团，戏曲的观众是广大的老百姓、广大基层群众。但是，我们这一块却恰恰是，县剧团全部垮了，基本没有了，忻州原来有14个剧团，现在都没了，个别县剧团也成私人的了。
政府买单百姓看戏，还有长治的“文化低保”，这种做法我认为很好。戏曲的根在民间，但老百姓还是弱势群体，没有多余的钱买票看戏，国民经济每年都在快速增长，应该拿出一部分来让老百姓得实惠，排出好戏来要多演，让老百姓能看到。这样我们的事业就发展了，剧目也丰富了，老百姓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满足，文化也得到了繁荣，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繁荣。
笔者：很多“梅花奖”演员都担任剧团的团长，对于个人和事业来说利弊体现在哪里？
杨仲义：我觉得，如果是剧种标志性的演员，为了给他搭建一个平台，为了展示他的艺术，当团长是最佳选择。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但在管理上很有能力，那也可以去当团长。“梅花奖”首先是说他在艺术上是突出的，是有影响的，是品牌。市场经济相信品牌的力量，有品牌就能闯市场。但是像我，我真不想当团长。为什么？我这张品牌不足以养活一个剧团，可能我这个品牌一年能赚一百万，但是需要吃饭的一年最少要二百万。换言之就是说，让那些能够养活了一批人的人去当团长，让那些有能力把剧团办得很好的人继续当。像我这样不具备的，还是下来的好。
笔者：假如您不当团长了，准备干什么？
杨仲义：我是北路梆子传承人，我希望能培养接班人。我有两个徒弟，一个是在省里得过一等奖的青年演员，一个是得过小梅花奖的。他们愿意跟我学，愿意拜在我的名下，但我一直没有明确收他们一来，我不愿意过早收徒弟，因为我也在发展，二来我还在观察，尤其是对他们品德的观察。观察好了，才能定下来，定下来后就要教育他们为这个事业去奉献。既然是我的学生，我就要对他的各方面严格要求，不滥收不图多。我现在这年龄也能给他们言传身教，我是怎么演的，既能给他们说出来也能给他们示范出来，这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我在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学习的几年中，收获很大，我自己认为我能当个好老师。现在北路梆子后继无人，这是最要命的事。
如果我不干团长了，我会把我的精力的一半用在演戏上，另一半用在培养下一代身上。我还想办个学校，然后办个民营剧团，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这个路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