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关于理财的政事， 也就是政府如何理财， 财政的本质是提供公共物品。 税收是政府不用支付任何代价就可以从居民手里拿到的货币或实物。 财政和税收是最古老的经济概念， 可是财政政策却是很近才有的事， 财政政策就是政府借钱、 花钱买东西， 以及变动税收。
负债不一定就是坏事，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大量的人失业， 东西又堆积如山， 卖不出去。 政府经常用发国债的方式借钱， 搞点赤字。 这不是坏事， 而是好事。
因为物品的边际效用递减， 消费者买得差不多就不会再买， 而是把钱留在手里； 企业有钱也不愿意投资， 因为东西已经堆积如山， 谁也不敢再生产。 你手里的钱， 闲着也没有用， 正好可以借给政府， 还能生点利息。 政府拿了你的钱，就可以把堆积如山的东西买走一部分， 它这一买， 就会产生链式反应， 带动别人买， 市场上剩下的东西就越来越少。 东西卖出去了， 就要继续生产。 继续生产， 就要把原来失业的人请回来。 经济中的失业和东西过剩就都消除了， 雨过天晴。
财政政策是很有效的， 眼下金融危机能否结束， 主要就看各国财政政策的发挥了。
严格地说， 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政策只有两个， 一个是财政政策， 一个是货币政策。
人们经常谈论的其他政策， 如产业政策、 收入政策， 严格来说都不是经济政策， 因为它们不普遍，也不规范。
政策还有个特点， 即所有的政策都是短期的，都是“权宜之计” ， 而不是长期的、 一成不变的。政策需要根据经济运行的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在短期， 一个国家均衡的GDP， 或者说最佳的产量， 是由总需求决定的。 所以， 政策的作用就在于调节总需求， 让它达到适当的水平。财政政策的作用也在于此。
财政（ public finance） ， 全称叫“公共财政” ， 指政府的财政收支活动， 是与“私人财务” （ private finance） 或“企业财务” （ corporate finance） 相对应的概念。
财政是个古老的范畴， 可以想像， 自从有了国家， 有了政府， 有了政府的收入和支出， 也就有了财政。 在古代， 中国的中央政府一般有六个核心部门， 也就是吏部、 户部、 礼部、 兵部、 刑部和工部。 其中的户部， 就相当于财政部。 生活在今天的人， 对财政都不会太陌生。 比如各国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四个部门一般是内务部、 外交部、 国防部和财政部。
大家耳熟能详的汉语的“财政” 一词，意思是政府的理财之道。 古代中国把今天的财政叫做“度支” ， 也就是计划一下怎么花钱。
财政之所以不可或缺， 是因为它有重要的职能。 财政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
所谓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 私人物品， 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物品。 排他性就是可以排除他人消费， 最典型的是用价格排斥， 你不花钱， 就被排斥了。 竞争性是说你的消费会影响别人消费， 比如一个苹果， 我吃了你就不能再吃， 我和你就构成了竞争关系。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是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可以通过市场提供， 因为提供私人物品可以收费， 不交费的人便不能消费这个东西， 所以， 生产者可以赚钱。 我们衣食住行的多数商品， 都属于此类私人物品， 如食品、 衣服、 房子、 汽车和飞机等。
除了私人物品， 人们还需要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 非竞争性的意思是， 不管你怎么消费， 都不影响别人消费。 原因是我的加入并不会追加任何费用。
有这种商品吗？ 当然有。
比如国防， 不管原来有多少人享受国防的保护， 现在又加进来一个人， 或者一些人， 这些新加入者， 对原有的人消费国防， 有没有影响？ 没有。国防还是照原来的样子保护原来的人， 后来的人也受着同样的保护。 因此， 国防就具有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是说没法阻止别人消费， 或者说阻止别人消费的代价太高， 以至于技术上不可行。 你要阻止别人呼吸， 即消费空气是很可笑的， 也根本做不到。
非排他性的经济意义是无法收费， 如果能收费就可以排他了。市场一般不会提供公共物品， 因为提供公共物品不能收费， 价格是零， 不会赚钱， 还会赔钱， 而市场的本质是追求利益的极大化。
如果你提供了公共物品， 那么提供的成本由你一个人承担， 可是你不能收费， 而所有人都可以免费消费， 所以， 商品的好处大家共享， 应了那句老话： “辛苦你一个， 幸福千万家。 ” 在经济学里，这叫“搭便车” 。 你花了钱， 别人就可以免费享用。 而你自己不能独享， 只能享受千万分之一， 你当然不愿意。 即使现在愿意， 也不可能持续这样。
*自不必说， 别人也会把你当做傻瓜的。 一个人一生当中肯定会做一两件傻事， 可是不会一辈子做傻事。公共物品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基础教育、 环境保护、 基本医疗等， 它们都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
最有名的是“海边礁石上的灯塔” 。 1848年， 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最后举了这个例子， 从此经济学家就把灯塔作为公共物品最经典的例子了。 所有经过礁石的船只， 都受到了灯塔的照耀和指引， 可是却不必付费， 同时收费也很困难。 灯塔，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 个人或者市场不是完全不能提供公共物品。 比如， 有人会自己出资创办希望小学， 但是这只是个案， 如果完全依赖私人或者市场的力量提供， 公共物品就一定会出现提供不足不够的情况。 你不可能凭一己之力解决天下所有失学儿童的上学问题。 其实， 这是政府的义务。 所以，必须有非市场力量的介入， 也就是政府的主动介入， 而政府介入的含义就是政府出资， 也就是通过财政提供。
严格来说， 财政提供的只能是公共物品， 不能是私人物品。 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某些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 至今财政还保留有不少的私人物品支出。 这是违反公共财政的本来含义的， 也是不公平的。 在财政收入总额一定的条件下， 私人物品提供多了， 公共物品就会提供不足。
在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前， 各国政府遵循着守夜人的角色， 差不多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 中说的三条： 提供国防； 建立严正的司法机构； 建立有限的公共设施或者公共工程。 财政严守收支均衡的原则， 基本不举借债务， 即使由于战争需要借债，待战争结束也会立即偿还。
大危机使得严肃的学者和经济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政府的角色， 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成了此后的常态。 财政也不再严守收支均衡原则， 而是发行国债， 主动造成财政赤字， 以增加总需求， 解决只有私人部门必然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于是财政在提供公共物品等基本职能之外， 又有了调节总需求的作用， 财政政策应运而生， 直到今天。财政政策包括两个方面： 收入和支出政策。 收入政策就是税收政策， 支出政策就是政府开支政策。
英国有句谚语： 只有两件事情不可避免——死亡和纳税。 税收的英文“tax” 源于拉丁文， 原义就是“必须忍受” 。
税收是政府强制向居民和企业征收的货币或者实物。 税收的必要性首先在于提供财政收入， 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般达到90％以上； 其次，税收还是重要的经济政策手段。 税收政策的调整关乎所有人的利益， 必然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行为。税收有三个特征： 强制性、 无偿性和法律规范性。
强制性是说， 政府征税并不问纳税人是否喜欢， 实际上征税经常违背纳税人的意志。 理性的人追求的是自己利益的极大化， 现在， 自己的东西要被政府拿走一部分， 当然会不高兴， 如果采取自愿交换的办法， 政府就征不到税了。 所以征税采用的是强制的手段， 也就是说政府征税最后依靠的是暴力手段， 而国家本质正是暴力。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 可以想像， 最初人民与刚刚出现的政府之间有一个契约， 人民自愿放弃使用暴力的权力， 而交由政府专门行使， 政府是暴力的垄断者， 如果人民再行使暴力， 就是犯罪了。 一个人如果不纳税， 就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正是强制性保证了政府取得收入的可靠。
无偿性是说政府取得税收后， 不用给纳税人任何回报， 拿了也白拿。 因为如果是有偿的， 就没必要征收了。 有一个口号说税收“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 表面上看税收是有偿的， 但是这不是经济学讲的有偿。 经济学的有偿指的是个别有偿， 一对一的有偿；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不是个人有偿，而是整体有偿。 税收当然是用之于民， 不用于民，不然能用到哪里去呢。 但是对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 你交不交税、 交多少， 与你从政府利用税收的支出中得到的利益， 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法律规范性的意思是， 政府征税依据的是法律， 是预先规定好的， 不是随意征收。 亚当·斯密就说过， 税收再不公平， 为害尚小， 但是税收稍不确定， 为害甚大。 如果纳税人不知道要交什么税、 交多少， 横征暴敛就不可避免。税收的这些特征， 使政府能够取得稳定足够的财政收入。
对于税收的传统作用， 马克思说得很形象。 他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中说： “官吏和僧侣， 士兵和女舞蹈家， 教师和警察， 希腊式的博物馆和哥特式的尖塔， 王室费用和官阶表， 这一切童话般的存在物， 早在胚胎时期， 就已经安放在一个共同的种子——捐税之中了。 ” 税收的传统作用， 就是为政府供应公共物品提供财力支持。经济大危机之后， 税收开始成为调节总需求的重要工具。
税收成为调节总需求的工具的原因在于， 当宏观经济出现总需求过剩， 存在通货膨胀压力时， 政府可以增税， 这样企业和个人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收入就减少了， 消费和投资的减少， 就降低了总需求， 进而引起均衡GDP下降， 过热的总需求就可以降下来， 经济就会趋于稳定。
相反， 当宏观经济出现总需求不足， 失业严重的情况时， 政府可以通过减税， 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 以此来扩张总需求， 增加均衡GDP， 增加就业， 就像当初凯恩斯所建议的那样。政府开支是财政政策的另一翼。 政府开支是政府支出的全部， 包括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购买支出是指政府花钱后， 得到了相应的商品和劳务， 比如国防支出， 政府就得到了武器和士兵的劳务。
转移支付是指支出后没有相应的商品和劳务相对应， 相当于以政府为中介， 把一部分人的钱转移到了另一部分人手里。 比如中央财政对扶贫地区的支出， 以及对下岗职工生活费的支出， 都属于转移性支出。
政府购买影响总需求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因为总需求包括四部分： 消费者的购买、 厂商的需求、政府的购买和净出口。 政府购买本身就是总需求的一部分， 政府购买支出增加， 总需求就增加。
转移支付不能马上影响总需求， 但是所有的转移支付最终会变为消费者或者生产者的消费和投资， 当后者购买商品或者投入品的时候， 总需求就增加了。
财政政策之所以有效， 能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核心工具之一， 是因为财政政策有乘数效应， 也就是倍增效果。 乘数效应是因为宏观经济中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你的支出就是他的收入。
假如现在经济处于萧条时期， 到处是积压如山卖不出去的商品。 有这么几个人： 第一个人是卖手机的， 第二个人是卖ipad的， 第三个人是卖图书的， 第四个人是卖电脑的。 第一个人想买ipad， 可是他的手机没有卖出去， 没钱买ipad； 第二个人想买几本书看， 可是他的ipad没有卖出去， 没有钱买书； 第三个人想买电脑， 可是书卖不出去， 没钱买电脑； 第四个人也是如此， 他也有想买的东西， 但是因为电脑卖不出去， 也买不了。这时， 人们都想要换新手机， 于是手机可以很快卖出去， 第一个人就有钱去买他早就想要的ipad了； 第二个人卖出去ipad，就可以买书看； 第三个人就可以买电脑； 第四个人的电脑卖出去了， 就可以买自己中意的东西。 最终对手机的支出可以引起一系列对其他产品的购买，这个链条在理论上是可以一直延伸下去的。 经济中的总购买， 就可以是最初购买支出的若干倍。 而所有的购买都是总需求的一部分， 所以最初的一笔支出可以引起数倍于原来的总需求。
财政支出也有类似的作用， 最初一笔不大的支出可以引起后续一系列个人和厂商的购买支出， 这就是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
正是因为有乘数效应， 财政支出不必很多， 就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正如“四两拨千斤” 的效果。
财政政策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之别， 所谓扩张性政策， 是指扩大总需求； 而紧缩性政策是指缩小总需求。 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降低税收、 增加政府开支等； 紧缩政策则相反， 是增税和减少政府开支等手段。
如果政府决定把税收的总规模降低100亿元，假定总需求和均衡GDP只增加了100亿元， 那么这个效果就非常轻微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 实际上， 当税收减少100亿元后， 总需求和GDP可以增加数倍， 比如500亿元。
如果政府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严格来说是免除费用额， 也就是生活费） 提高， 从1000元提高到5000元， 每月收入在5000元之内的， 现在就不需要交税， 那么其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就提高了， 消费支出也增加了， 比如增加了1000元， 这是对个人来说由于减税而增加的直接的消费量。
而这个增加的消费一定会变成别人的收入， 别人的收入增加后， 也会去增加消费， 这个过程就如滚雪球一样不断进行。 所以， 一个单位消费的增加会带来一连串消费的增加， 由于最初100元的消费增加， 可能最后全社会的消费支出会增加1万元，这就是税收的乘数效应。
企业也一样， 如果政府决定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企业的税后利润就比原来增加了， 企业跟消费者一样， 也会因此增加对投资品的购买， 即增加投资。 某一个企业增加的投资， 即购买机器设备的钱， 会变成其他企业的收入， 其他企业也因此会增加投资， 这就是投资的乘数效应。政府购买支出也会有乘数效应， 其道理与个人消费者是一样的。 如果政府增加购买支出， 出售这些物资的组织就获得了来自政府支出的收入， 它们就会增加自己的消费或者投资。
当然政府购买支出增加与税收的变动有区别，政府购买支出本身就是总需求的一部分， 只要购买支出增加， 总需求就增加， 其后还会发生乘数效应。 而减税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 它只有通过消费者或者企业增加自己的消费或者投资才会引起总需求增加。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政府购买支出的乘数要大于税收的乘数。 因此， 减税100亿元和增加购买支出100亿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后者更明显些。
也因为政府购买支出的效果更佳， 所以当经济出现衰退时， 政府往往采取增发国债、 造成财政赤字， 进而增加政府购买支出的手段， 以迅速扭转经济颓势。
当经济出现衰退时， 减税也是可选择手段， 但是， 减税需要经过法律程序， 而且还要经过消费者和企业的中间环节， 取决于后者的反应如何， 所以效果要来得迟， 这叫做“政策时滞” 。 还有， 减税的方案容易通过， 因为符合多数人的意愿。 但是，如果将来发生某些需要增税的情况， 再增税就困难了， 所以， 政府要慎重使用减税刺激经济的办法。
康熙皇帝曾经下圣旨： 永不加赋。 从康熙51年， 也就是1712年开始， 新增加的人口不再交人丁税， 也就是人头税（ 每个人必须交的税） 。 实际上这道圣旨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从1722年开始， 康熙的继任者雍正皇帝开始推行“摊丁入地” ， 即取消人丁税， 把其纳入对土地的课税， 总体税负反而增加了。 所以， 永不加赋成了具文。 减税很难。
当然， 如果减税能刺激消费和投资， 让总需求增加， 经济繁荣， 即使不提高税赋， 税收自然也会增加。
为什么在美国过去100多年的历史上， 战争期间美国的经济情况明显好于非战争期间？ 就是因为战争时期财政增加军费开支， 本身就增加了总需求， 而且政府的这种开支还有乘数效应， 使总需求成倍增加， 从而使总产出增加、 就业增加。财政政策在执行中， 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挤出效应” 。 当政府不断增发国债、 增加支出时， 经济中的储蓄都被政府吸收过来了。
我们知道， 企业的投资最终来自于家庭的储蓄， 当政府拿走了储蓄的绝大部分， 私人部门或者企业能够获得的份额就会减少， 企业不得不争夺这少部分剩余的储蓄， 这时， 利率就会迅速提高， 利率提高的结果就是企业投资下降。
这就相当于政府用自己的支出和投资把企业的投资给挤出去了。 如果发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比如说政府的100亿元钱支出可以挤出企业的100亿元投资， 则政府支出增加的政策效果就等于零， 因为它所增加的总需求与私人部门减少的总需求相当。 如果政府不拿走这100亿元， 企业也会增加100亿元的投资。
什么时候会发生挤出效应呢？ 很显然， 当政府的扩张性支出引起了利率提高的时候。 一般来说，当经济中存在严重的失业和资源闲置， 比如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大量堆积卖不出去时， 挤出效应是不存在的。 因为企业不敢投资， 生产什么都卖不出去，企业的投资意愿很小， 不会去争夺资金， 利率也不会上升。 此时政府应该大幅度增加支出。
当经济中的失业不严重， 接近于充分就业， 同时资源的闲置也不严重时， 挤出效应就会出现。 因为这时经济比较景气， 企业对未来比较有信心， 会有增加生产、 增加投资的*， 利率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政府支出会发生挤出效应， 但是并不严重。 这时经济中出现的情况是， 均衡GDP增加， 同时价格总水平也上升了。 政府支出100亿元， 也许只挤出了民间的10亿元， 整个经济的总需求还是增加的。如果经济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状态， 基本没有闲置资源（ 如机器和设备） 可以利用， 这时候， 即使企业增加投资， 也不会增加产量， 因为在充分就业和没有闲置资源的情况下， 经济中的实际产出已经达到生产能力的极限， 增加投资只能提高价格水平。
比如， 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时候， 一个企业继续增加投资， 增加雇佣工人， 但是闲置的机器很少， 失业的人也很少。 此时失业的人多是自愿失业， 就是说， 他们觉得现在的工资水平太低， 不如自己在家闲暇来得合算， 这才不工作。 如果让他们工作， 就得付出很高的工资， 可是即使他们加入进来， 产量的提高也是微乎其微的， 因为毕竟人数不多， 而且由于这些人要求高工资， 原来已经在位的工人也要求同样的高工资， 而工资是产品成本的最主要构成部分， 因此产品的价格会明显上升， 于是价格总水平上升。 让闲置的机器投入生产， 也有类似的效果。
所以， 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时候， 政府如果再增加财政支出， 只能加剧资源紧张， 造成价格上升， 而不会增加产出。 这时候的挤出效应就是100％了。
所以有人把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叫做“萧条经济学” ， 因为凯恩斯当时写《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 的时候， 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岌岌可危的时期， 而他的赤字财政主张， 就是要把资本主义从经济萧条的泥淖中奋力拽出来。 只有在经济萧条的时候， 财政政策才没有挤出效应， 效果才昭彰， 财政政策是萧条经济的一根救命稻草。
还要提及的是， 凯恩斯的名言是： 在长期， 人会消亡。 所以， 他的宏观经济学不关注长期问题，只关注短期。 短期就是经济有繁荣有萧条， 而且交替出现， 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和通货膨胀。 短期， 也就是经济呈现周期性变化的时期， 宏观经济学所要解释和解决的， 就是经济为什么繁荣和萧条， 如何防止经济过热， 如何让经济走出萧条。 而在长期， 经济将是平稳的， 无所谓繁荣和萧条。 失业和通货膨胀都不会存在， 比如没有人会失业一辈子。
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熨平短期内的经济波动，政策都是短期有效的， 所以， 政策的一大特征是经常变化， 就像孟子所说的： 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正因为如此， 财政政策的决策者需要对宏观经济情势有正确的判断， 该出手时就要出手， 该收手时也得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