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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
绢本设色，唐，27.5 x 489.7 cm
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
第9幅，中央斜绘一排3星，在它的东北边另绘一排3星，凑成丁字形。原报告说：“连系起来很像天鹅座（天津）”。按西洋星座中和这相似的有天鹅座和天鹰座（河鼓3星即属之）。我以为我们应将这一幅和下一幅连起来考虑。下一幅所绘的是织女星，这一幅的中央部分的3星，当是河鼓，另外3星是河鼓的辅星“旗星”，也叫“右旗”。这6颗星是组成西洋天鹰座的主要部分，但是，似和天鹅座无关。
虽然就图中星座的方向而论，似与后者相符合，但我们这星象图似乎并不大注意星座的方向。《天官书》说：“牵牛为牲牺，其北河鼓。”《晋志》说：“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牵牛北。”河鼓二即天鹰座α，是一等亮星，但旗九星都是3—5等的星，可能是绘者省略去一些，仅留3星作为代表，也可能是汉代只认旗三星。原报告讨论第8幅时，以为河鼓即牵牛；实则我们今日一般虽是这样称呼（起源颇古，《尔雅·释天》便有“河鼓谓之牵牛。”），但是《天官书》和《晋志》都以牵牛指牛宿六星（都属西洋摩羯座），和河鼓三星是两会事。
第10幅，是排成近似等边三角形的3星。原报告说它“有点像天秤星（寿星）。”[13]按西洋天秤座以主要的4星构成梯形，相当于我国的氐宿四星。只是由于原报告者所参考的《天文学》教科书中那幅星图的天秤座漏绘一星，致成三角形。我以为我们这幅成三角形的星座，当是织女三星，其中织女一（即西洋天琴座α）是一等以上的亮星，和河鼓星隔银河而相对，是我国民间有名的七夕故事的来源。《天官书》说：“织女，天女孙也，”没有明言星数；但《晋志》说：“织女三星。”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刻的日、月、星象图便有织女星，也作这形状[14]。我们这二幅互相衔接，很可能正是表示河鼓和织女。汉武帝所开凿的昆明池畔，便有西汉石雕的牵牛、织女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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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刻画像星象图摹本
第11幅，据摹本，南部偏东4星，北部3星，共7星，像斗形。原报告说：“南边由东向西画三颗星，西南角往北画两颗星，东南角北偏西画四颗星，中央绘一颗星，共十颗朱星”。这比摹本多出3星，但没有将这漏去的3星的位置叙述清楚。原报告又说：“很近似北天星之一的大熊星（大北斗）。”如果近似大熊座，则当如摹本只有7星。由7星组成斗形的星座，还有西洋的小熊座和我国古代的斗、柳、星等3宿。
小熊座在我国古代不自成一星座，北斗（即大熊座）和五车星在一起，前面讨论第2幅时都已详细谈过。斗宿（即南斗）只有6星，并且属于北方7宿。前面已有虚、危2宿作为北方的代表，所以这星群可能是南方7宿中的柳或星宿。后二者都为西洋长蛇座的一部分。星宿7星，数目相合；但是它的柄部不像我们这星群几乎在一直线上。柳宿8星，多出1星，但形状较相近似，可能摹本漏去1星，也可能原来绘者便已漏去。前面提及的辑安通沟的二墓内的星象图，其中柳宿都只有6星[8]，比我们的还少1星。《天官书》说：“柳为鸟注”，没有说明星数。《晋志》说：“柳八星”。
第12幅，东部为隔墙所遮盖，就照片和摹本上看，只有一星。原报告说：“由西南向东北，在一线上绘了三颗星，其中间的一颗稍偏西，可能是白羊星（降娄）。”是否另有二星在照片和摹本上被遮盖住了呢？如果是一排3星，我们在前面讨论第3幅西部时已经说明这种星群有危、心、房、娄、参等5宿的可能。因为前三者都已有图表示，所以这幅只能在娄、参二者中选择其一。参宿多1—2等星，比较重要，所以我以为它的可能性较大。参宿中腰3星可以用以代表整个星座。辑安通沟二墓的星象图中也是以一排3星来表示参宿[8]。沈钦韩说：
“《晋志》参十星。陈氏启源《稽古编》云：古以为三星。《考工记》数伐而为六星，丹元子不数伐而数左右肩股为七星。天官家各有师承，古今多不相同。”[16]
《天官书》说“参为白虎”，虽不当西方正位，但仍认为西方7宿的主体之一。参宿和东方苍龙的心宿，东西相对，为二十八宿最引人注意和重视的二宿，和北斗、太阳，在我国古代同称为“辰”（即用作标准的星象）[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