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高翔 率性记游
牛年三月中旬，渐渐从疫情阴影走出，有一种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的紧迫感。从广州到大埔县出差，深感“工作着是最美的”。路途遥远，也无倦意。坐高铁到梅州，走一个“U”形线路，经广深线，过东莞市黄江镇。“黄江腾飞”四个字的大幅标语牌，还有背后的那口池塘，又一次勾起了我的黄江记忆。黄江，是我的精神原乡之一，总有一股“魔幻”色彩萦绕。
2021年3月17日，在广深线动车上经过“黄江腾飞”标语牌
其实这些年，我到黄江的次数不算少，每一次仍然难掩心潮。最近一次，开车路过市区八达路，人行天桥还在，当年汽车站的痕迹全无。当年（1993年）7月，我读大学二年级，暑假独自一人“南巡”。从北京到广州，呆了一个星期，再到东莞黄江镇。那是一段刺激之旅。
知道“黄江”这个地名，远不止1993年。具体哪年无从考证，至少在我初中时代，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老家在川东大竹县“山后”僻地石子镇，尚处小农生产阶段，人多地少。表叔是农民中的先知先觉者，改革开放后到新疆打工，听说广东更挣钱，于是转战东莞，最终落脚黄江。一传十，十传百，表叔带出的人不计其数，以致本镇外出务工者，十有七八都在黄江。
黄江方位图
我在中学期间，听外出者或回乡者，言必称黄江，似乎钱在地上任捡，难以想象是什么吸引力让乡民争相前往。而出去几年回来盖了新房的、买了摩托的，也的确不乏其人。父亲任镇中学的教导主任，不少人书没读完，就来找他办毕业证，因为有了这个更容易找工。黄江俨然成了圣地一般。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要一睹黄江真容。1993年7月，我暑期社会实践，结束在广州的卖书经历后，从广州东站坐火车到樟木头，坐公交车到了黄江。我要找三叔四叔等亲戚，只有书信上的一个地址。在镇中心十字路口下车，到派出所询问，在烈日暴晒下走回头路。公路上挂着“庆祝我市区号升位为0769”的横幅，沿路工厂林立，依稀仍可见到农田。
终于找到叔叔他们的住处：刁朗村的一间农民房，装设之简陋，不亚于家乡。家里还能睡床，这里睡的是木板。他们做了几个好菜，开了两瓶啤酒，算是加餐欢迎我。
2018年，和在黄江打工20多年的三叔
四叔在一家工厂做饭，其它几个在藤厂打工，都是早出晚归。四叔有辆自行车，我拿来骑着到处转，像在广州一样。打工者多是租住简陋民房，本地人淘汰的。在镇区中心，有成片的独栋楼房，家家都有摩托车，少数有汽车。这是本地人的住所。
刁朗村距镇中心较远，与常平镇交界。村民的住宅也很宽大。村委会是全村的社交区，整天都有人聚集聊天。我听不懂本地方言，讲普通话也不会被排斥。经常光顾商店，买一元一瓶的豆奶，店主知道我是北京来的大学生，特意把小孩叫来让我“教育”。
住处距广深铁路不远，我和堂哥、表姐、姐夫一起到铁路边去玩，那里有口池塘，下去游泳。后来我坐火车往返于广深间，每次看到，就会想起黄江之行。
在周遭转悠几日，渐渐地发现农民工趋之若鹜的奥秘所在。工厂多，特别是港资企业多，需要大量普工，即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工资相比香港低廉，但对内地农民务农的收入，却是难以抗拒的高薪。工业化的工作方式、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对身处沉寂、单调、空虚的内地农村的他们，也是莫大的诱惑。现在回头看，1993年的黄江还只是一个大集镇，城市化刚刚起步，在东莞也不属经济强镇，照样能引来无数打工者，由此可见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