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准备的行李器材箱。赵迎新 摄
进入闭环前，我比之前更忙碌的另一个原因是：报社新媒体部门的年轻同事为我配备了小巧灵便、可拍摄4K高清视频的新式武器——“口袋灵眸相机一代”，并配齐了麦克风等附件，准备做一些摄影机构和摄影记者工作状态以及小分队的视频报道。尽管作为报社社长，我一再强调新媒体的重要性，但自己亲手实操还是第一次。这如同给了我一次成长机会。虽然我总愿意接受新事物，但熟悉这个新武器需要一个过程，包括音频和视频的配合，研究动态视频和静态影像的区别与关联，如何把画面拍摄得更流动等。为此，我和编辑部同仁做了几个选题预案，如前期重点拍摄采访国际奥林匹克摄影队（包括新华社、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和盖帝图片社），以探营的形式对大家并不熟悉的主媒体中心、主新闻中心和小分队成员的活动做报道等。
农历大年二十八，我启程进驻了冬奥会闭环。尽管除夕不能在家度过，我并没有丝毫孤独和惆怅，有的只是满心的渴望。因为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在“双奥之城”与“战友”一起过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春节。我想，经历的就是历史。
进入北京冬奥会闭环，我最先启动的是视频拍摄。国际奥委会一再强调摄影记者不能在赛场拍摄视频，但挡不住一些媒体同仁兼而为之的职业*。刚进入采访，我就听说有媒体越了界，拍摄播放了赛场和训练场视频，遭到了奥运转播商（OBS）的强烈抗议。这也是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行管理的新课题。
所以，我小心翼翼，绝不拍场馆任何的训练和竞赛画面，只把重点采访放在我熟悉的老朋友——2008年北京奥运会“战友”、各大通讯社摄影负责人和对奥运记者日常生活记录的范围。
采访四大通讯社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和13年没见的各大通讯社老朋友见面，共叙2008年的美好经历，对这些年随着技术、媒体发展，摄影客户的需求变化和奥运拍摄最新技术进行探讨。这些视频也成为这次冬奥会的独家报道。通过采访，我了解到各大通讯社都在奥运赛事中更多地使用可远程操控角度、变焦、聚焦并能传输照片的遥控相机和机器人相机。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各大通讯社的客户逐渐转向新媒体，对照片的需求在持续上升。
角色转换中，摄影运营新生代有序成长
与2008年作为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摄影运营官的角色全然不同，北京冬奥会上我转换成了一名被管理和被服务的摄影记者，既享受服务，又被当年我所熟悉和执行的国际奥委会规则限制：我领到的媒体包，里面有温馨的摄影指南，有传输转换插头，有保暖的帽子、水杯和小纪念品；我可以在主新闻中心和各个场馆享受免费办公桌、VLAN传输，租借储物柜，在各场馆媒体休息间享受免费方便面、饼干等小食；发放的摄影记者袖标让我可以在各场馆摄影位置拍照，并免费使用拍摄位置上的VLAN传输线进行现场照片传输。但当赛程逐渐展开，金牌开始产生，摄影记者竞争开始白热化的时候，我想要去最理想的摄影位置时，耳边开始听到场馆摄影经理温柔礼貌的声音——我曾经那么熟悉的语言：“赵老师，这些位置国际奥林匹克摄影队（IOPP）才可以去。”他们经常笑眯眯地看着我，意思是“你懂的”。尽管在各场馆很多年轻摄影经理都熟知我这个当年的摄影运营官和前辈，但他们如今的职责就是要求我遵循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行规则。
有了2008年做奥运会媒体运行和摄影服务的经历，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行摄影服务手册、规则和国际奥林匹克摄影队合同优先权，我熟得不能再熟。国际奥委会分配场馆摄影位置的优先权规则是：国际奥林匹克摄影队、国家奥林匹克摄影队优先，然后是各国通讯社和各场馆根据比赛项目不同，优先于该项目竞赛组织派遣摄影记者，之后才是其他媒体摄影记者。我们小分队中只有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冬奥会前方负责人兰红光作为国际奥委会摄影队成员享有此项特权。他领取的袖标和普通摄影记者领取的绿色袖标不同，颜色为灰色，而且为“001”号。
作为报道冬奥会的普通摄影记者，要在重要场次得到一个好的摄影位置，需要提前几个小时到场排队抢换重要摄影位置袖标（蓝色袖标），如冰球、速滑比赛场馆的平层竞赛场地，以及跳台滑雪项目的终点等。拍摄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袖标更加难换，要提前报名，并当场抽签确定位置，这意味着报了名，也不一定抽到想要的好位置了。
我和小分队成员们为拍摄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夺金，上午10点开始的比赛，早上7点前就赶到首钢大跳台去“抢”终点位置袖标，这意味着6点要从宾馆坐班车去主新闻中心，再赶最早的6：20发车到首钢大跳台的班车。小分队队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摄协主席李舸为采访苏翊鸣参加的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下午1点开始的比赛，他一大早7点前就出现在首钢大跳台媒体中心摄影工作间排队抢换终点位置的摄影袖标。因为如果等到早晨八九点钟，大批记者到场排队，袖标就没有了，也就拍不到运动员抵达终点的欢呼和冲刺画面了。
我这个曾经的摄影运营“老司机”，做回普通摄影记者，角色变了，开始也有诸多不适应。除了拍摄和采访，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赶班车、提前占位、换袖标等花费精力和时间的事上。不过，看到各场馆尽职的摄影经理们，熟练掌握国际赛事运行规则、尽心尽责的忙碌样子，让我感到时空的穿梭，更使我欣喜于又一批懂得国际赛事规则、有责任心和奉献精神的年轻的媒体运行管理者成长起来。每次离开场馆，我都会拍拍他们的肩膀由衷地说：“谢谢，辛苦了！”
团队作战，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我曾经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参加过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报道。通讯社摄影记者的工作方式是团队作战。培训、填表、住宿等各种手续，甚至器材租借、传输技术保障都由后勤团队成员支持，摄影记者各有分工，比如盐湖城冬奥会我只负责冰上项目，雪上项目有时间再去。北京冬奥会新华社前方派了64名摄影记者，带队的是第8次参加奥运会报道的兰红光，他看着我一会儿做视频采访，一会儿赶班车到竞赛场地拍照的忙碌样，送了一句：“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当然，新华社这次作为国际奥林匹克摄影队成员，必须对国际奥委会负责，满足国际奥委会需要的全方位的、最精彩的图片需求，总体对照片的需求量大、质量要求高。我作为中国摄影报唯一参与北京冬奥会的摄影记者，面对北京、张家口、延庆3个赛区举办的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赛事，自然显得势单力薄。
但这次还有一个角色，让我倍感温暖和强大——中国摄协北京冬奥会摄影小分队队员。小分队由李舸带队，兰红光、中国新闻社摄影部主任毛建军、北京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胡金喜为支柱，还有年富力强且有4届冬奥会体育采访经验的中国体育报摄影部主任魏征，《人民画报》摄影记者陈建、新京报摄影记者陶冉和工人日报摄影记者王伟伟也是年轻的血液。小分队队员长期在一线采访报道的经验，对新技术的把握，在采访中的快速反应，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以及永远在寻找突破的创新意识，给了我很多启发。
以“勤奋”两个字评价小分队成员这次冬奥会采访，并不准确。拼，才是更合适的词汇。
李舸、兰红光、毛建军、胡金喜等作为摄影部门领导的资深摄影记者，面对难得的北京冬奥会历史机遇，每个人每天跑两三场赛事，早起晚归，不仅要发稿，回到宾馆还要看稿、整理照片，每天睡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一直在拍摄雪上项目的魏征，冻得手都裂了口子，脸又晒又冻，成了粗糙的高原色；陶冉和王伟伟经常背着长焦镜头到处跑，总是精力充沛，一天之内能从张家口拍完赛事折回北京再战。在他们的感染下，我也逐渐找回当年做摄影记者的节奏。尽管多年没有大型赛事的考验，出发、占位、爬雪山，行动起来比其他成员慢半拍，但在他们的帮助和激励下，我逐渐进入角色，用相机见证了北京冬奥会首金的诞生，见证了年轻一代中国选手谷爱凌挑战自我的飞翔，见证了老将徐梦桃冲向金顶的豪迈,见证了在全球疫情下各国运动员的团结和友爱，见证了北京冬奥会的诸多突破和辉煌。
历尽风霜，得雪上者得天下
“得雪上者得天下”，冬奥会雪上项目的参与度和夺金数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国民素质提高的象征。因此，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备受媒体关注。
拍摄雪上项目是对摄影师体力和抗寒力的考验。正如经验丰富的魏征所言，因为温度低、大风、降雪，本届冬奥会是他感觉最辛苦的一次采访。盐湖城冬奥会时，新华社大都派男性摄影记者承担雪上项目，我仅拍摄了一次，虽然那次也是雪天，但没有此次在张家口崇礼云顶滑雪中心这般冰冻式的寒冷。此前在2月3日，我为了拍摄视频独自尝试从清河坐高铁列车到太子城，乘媒体班车到山地媒体中心，再换乘到云顶滑雪公园，拍摄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资格赛。虽然做了诸多保暖准备，但为了按快门和操纵独脚架方便赤手操作，双手都冻伤了。
赵迎新穿着“冰爪”在滑雪坡面上艰难前进，只为寻找最佳拍摄点。
2月13日，小分队成员相约去拍摄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的经历，至今还令我记忆犹新。前一天晚上，我拍摄花样滑冰项目到很晚，坐班车到主新闻中心，再换车回酒店，发稿、整理照片，已是凌晨2点多。第二天凌晨4点半起床，5点10分出发，赶6点20分的最早一班高铁列车到张家口太子城，再换两趟媒体班车，8点前到张家口崇礼云顶滑雪公园，赶赴10点开始的比赛。一下高铁，大雪弥漫，云顶滑雪中心气温已是零下18摄氏度。想着能拍到运动员在大雪中飞跃的照片，大家都很兴奋，心中也早有对最佳摄影位置的设想，就是必须爬上大雪覆盖的山丘高点。爬雪山需要穿“冰爪”，顶风冒雪，从赛道两侧陡峭的雪坡向上攀爬。我事先准备不足，没有料到云顶滑雪公园如此寒冷，也没有爬雪山的训练和准备，特别是没有训练如何在穿戴臃肿的情况下迅速穿上“冰爪”。队长李舸一直在新闻采访前沿，行动总是迅速麻利，在风雪中飞快攀爬到最高点。毛建军和胡金喜也爬到对面的半山之上。我行动迟缓，在魏征帮助下穿好“冰爪”，独自攀爬，落在后面。因为没有经验，选了个陡坡，在中间上不去也下不来，结果在纠结中跌下雪坡。手里的相机磕了下巴，生疼。坡上的一位年轻记者下来拉了一把，我才起身，但相机和满身满脸都是雪，已经没有勇气再往上爬了。我在半山坡找了一个位置，艰难地等待比赛开始。雪越下越大，相机像冻成了冰块，电池一会儿就显示要没电，我顾不上自己，赶紧把相机抱在怀里暖。风雪中，经验丰富的外国摄影记者从山顶健步下来，他好心告诉我，由于能见度太差，比赛延迟2个小时。犹疑不决中，天气越来越冷，记者和工作人员陆续从山顶下来，我也开始下撤。好在当天比赛取消，延迟了一天。
2月14日晚，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中，徐梦桃成功挑战女子赛场最高难度动作，一气呵成完成落地，锁定冠军。赵迎新 摄
2月18日，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中，谷爱凌飞越山峦，夺得她的第二枚金牌。赵迎新 摄
没有成功登上坡道顶端，我心有不甘，想着挑战自己，一定要爬上山丘，到达预想的摄影位置。2月14日，我独自坐高铁来到云顶滑雪公园，晚上在零下28摄氏度的寒冷中拍摄了四五个小时的女子空中技巧自由式滑雪，被老将徐梦桃激情夺冠所感动，全然忘记了之前被冻得难挨的感受。第二天，我又向之前未能登顶的自由式滑雪坡道障碍技巧项目挑战。尽管那天谷爱凌因在比赛中摔倒获得银牌，但高处拍摄的优势激励我2月17日继续拍摄谷爱凌冲击U型场地技巧金牌。这一天赶上大风，年轻的摄影经理一再劝我：“赵老师，今天风大，雪很松，‘冰爪’可能抓不住雪地，比较危险，能不上就不要上去了。”但我还是鼓足勇气，顶着扑面而来的风雪一步步爬上陡坡，拍到了谷爱凌飞跃山峦的一瞬。拍摄一幅在北国的冰雪大地和碧蓝天空间“飞翔”的中国选手，是我对北京冬奥会采访的一个愿望。我实现了。
对于冬奥会，特别是雪上项目的拍摄，除了具备拍摄能力和对自然环境、运动的敏锐观察外，最好有专业的滑雪技术和在寒冷的雪地自由行动的体能。新华社在冬奥会前就对部分记者进行了滑雪技能培训。具备这种本领，摄影将是一种享受，有些比赛可以和运动员一起乘索道登顶，再穿上滑雪板滑到理想的位置。不管怎样，无论性别和年龄，人总要挑战自己，当你拍下历史的一瞬，之前的一切艰难都将成为美好。高速快门下，体育摄影的反思 在首都体育馆拍摄花样滑冰，我经历了一次高速快门声的“围堵”。我所在摄影位置左边是一位日本女摄影师，右边是一位经常拍摄花样滑冰、参加过8届奥运会的美国资深摄影师。几乎运动员每做一个动作，他们都会按下一梭子快门。一场下来，我感觉左右像机关枪，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快门声，打乱了我的感官节奏。我测算，如果1秒拍摄30张，一个运动员4分多钟的表演，他们至少要拍上千张照片。一场比赛下来，不知道他们到底用了多少张存储卡。这让我想起当年作为新华社记者常驻英国，用有限的彩色胶片小心翼翼拍摄网球比赛时，日本摄影师拿了成兜的反转片，一兜一兜地拍摄，一批一批地扔掉废片。中国国力增强，媒体越来越强大，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摄影师，因为买不起反转片，要“省吃俭用”。但由此带来的困扰是，本来谨慎按下快门得到的一张经典照片，如今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海选出来？连拍下的其他瞬间，编辑挑选发稿了没有？是删掉，还是永远留在硬盘中？包括我在内的摄影“老司机”，这次都感到清空存储卡的过程抢去了我们的睡眠时间，连续十几天下来，再加上去雪上拼体力，身体几乎要吃不消。我不记得在之前的奥运会上有过如此的经历，照片也没有那么多。
摄影或许已到了“按钮时代”，无论遥控相机系统的高效，还是相机使用功能的增多，都会越来越耗电，而操控者也越来越耗神。冬奥会期间，没有后方编辑协助选片的摄影师，都是缺少睡眠的可怜人。高速快门技术保障了瞬间的丰富和万无一失，加之自动对焦速度和人眼识别跟踪对焦的灵敏，大型体育赛事报道中，摄影记者捕捉的精彩瞬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容易，但实现突破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你能拍到的画面，同一位置至少有10位摄影师都会拍到。
李舸曾带着小分队队员站在四大通讯社的大屏前观摩学习他们的每日精彩照片。一方面，大通讯社会事先对所有项目和位置做总体策划，哪个机位出哪些画面，编辑和策划人员心中都有数。摄影也更接近转播的全角度预先设计。另一方面，摄影师的观察和主观能动性尽显其中，很多图片表现的非凡运动瞬间和运动员的精神气质，带有摄影师的鲜明个人风格，从对突发事件和动作的抓取和反应中，能感觉到大通讯社摄影师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扎实的摄影功底。这给了小分队队员很多启发。
这次采访过程中，小分队队员谈论最多也最焦虑的是创新——如何从现场抓取最佳瞬间，摆脱雷同的典型瞬间，表现运动员精神气质，引入更深层次的视觉化表现。仅仅运用慢门和多次曝光等有限的手段，难以达到创新的目的。
多数得到冬奥会报道权的摄影师都是有报道任务的，有媒体客户需求，所以对于精彩瞬间的写实报道，还是基本要求。毕竟每个新闻机构能申请进入冬奥会采访报道的人数是有限的，新闻报道还是首位。在此基础上的创新，给有着繁重任务的摄影师更大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