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
《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于乾隆皇帝四十二年“王锡侯案”的记载，就是清朝文字狱在于严格控制“臣民犯讳”方面的典型表现：
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与悖逆无异，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以大逆律问斩。
《康熙字典》作为以清圣祖康熙皇帝年号为名刊印的书籍，被王锡侯改名刊印，被乾隆皇帝地方官员认为是对清圣祖名讳的大不敬，甚至将其划入了“悖逆”大罪的界定范围。乾隆皇帝在认真查看该书以后，给出了更为苛刻的“读后感”：
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
王锡侯的罪行在于对清朝帝王名讳的“字样开列”，在于对帝王名讳的“毫不顾忌”，乾隆皇帝认为这是“深堪发指”、“绝不能容”的大罪。最后，王锡侯得到了一个腰斩处决的悲惨下场。
在封建皇权社会，对于封建帝王名讳的“特别注意”乃系关乎性命安全的大事，这个传统意识直到今天仍表现在“尊父母讳”的具体事例中。在清朝统治阶层看来，对于清朝帝王名讳的“尊重”乃系忠于清朝统治的具体表现，反之，则是抗清反清思想的表现。所以，清朝时期的“臣民犯讳”也是该时期文字狱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3、注重恐怖气氛的制造
康熙、雍正两朝主要打击对象是具有反清思想的士大夫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获罪的多是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则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硬是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获罪的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乾隆只是要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恐怖气氛，显示皇帝的生*予夺的大权其对文字挑剔之苛刻令人防不胜防。
在当时吟诗作文，很容易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牵连进文字狱。譬如“明”、“清”两个常用的字，往往曲解成反清复明，惹来*身之祸。只要涉及“扬明”、“贬清”甚至原本没有此意而被帝王“望文生义”的认为后，都会被认为意在影射，诅咒清朝,企图恢复明朝，构成大逆罪。所以，清朝的文字狱发展到乾隆朝时期以后，对于文字牵强附会的理解甚至刻意曲解也就成为这一时期文字狱的具体表现。
中国著名当代文史学者余秋雨先生在其所著的《一个王朝的背影》中，对于乾隆皇帝“刻意曲解文意”的做法予以了评价：
康熙、雍正年间也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的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
实际上，乾隆皇帝因为“曲解文意”而发动文字狱的做法又何止是“做过了头”。他利用这种手段让汉族士人打消抗清情绪，造成恐怖气愤，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的做法无疑是对文化、思想的残酷控制。
在文字狱的血腥镇压下，清朝学者小心谨慎，足不出户，耳不旁闻，只能每天“暗砌恐吟，晓窗鸡唱。每当日轮文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凝神，搦秃毫而忘倦，全神贯注，穿穴故纸堆中”。如此恐怖的统治环境之下，中国的文化、思想又何以发展，更别提“百家齐鸣”了。
4、谄媚献诗却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清朝时期的文字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文人主动献诗用以邀功、献媚造成的。一些不得志的士人或下层官吏，所献文字大多炫耀才华，表现忠诚，不过想通过这样来邀功获赏，结果却因为想邀功而触犯忌讳等自投罗网，成为文字狱下的可怜虫。
乾隆四十一年，居住在京城的山西高平人严增，听到不少关于皇帝与皇后的议论，对此操心不已，因而上书。他在奏折中指责贪官污吏、请求皇帝册立皇后，这激怒了乾隆。乾隆他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要求办案人员对严增严刑逼供，同时，还拘讯严增在京所结识的朋友和亲属，追查消息来源，最后照“大逆”罪处罚，严增凌迟处死。
严增的例子只是该类文字狱发生的缩影，在将封建专制体制发展到极致状态的清朝，皇帝拥有一切生*大权，更拥有改变任何人未来命运的绝对权力。向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献媚、向清朝的皇权统治表现自己的忠诚，虽然有可能获得统治阶层的青睐，但此类用作献媚的文字都必不可少的会涉及政局、皇权乃至明清之辨，稍有不留意便很可能被统治阶层会错意，从而得到一个适得其反的下场。
清朝文字狱发生的主要原因探究1、查缴禁书背后的思想控制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自身民族无存在文化还是民族传统、思想高度方面较之中原地区历史悠久、先进科学的传统文化都远远不及。而且，将明朝推翻取而代之的清王朝的开国先祖也曾经是明朝官员，受到过明朝帝王的册封和恩赏，这对于已经高高在上，稳固建立统治地位的清朝统治阶层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羞辱和必须消除的负面形象。
《明史》编纂所在地
清朝统治阶层自顺治朝便开始疯狂查禁、销毁明朝历史文献中关于清朝开国先祖的记载和“狄夷”称呼。顺治二年设立的明史馆，对于《明史》的编纂就是此目的的典型做法。
乾隆皇帝通过大肆收罗民间历史文献，编纂《四库全书》，在全国范围内将几乎所有的钱超历史文献焚毁，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史实的记载，颠覆了后世对于历朝历代尤其是明朝时期的认知。因为查缴禁书而发生的文字狱更是清朝统治阶层用以思想控制、维护自身皇权正统的重要手段。
改变自己“狄夷”身份，从思想层面迫使汉民族文人的认可，是清初时期文字狱发生的主要原因。为了这一目的，清朝统治阶层不遗余力，大肆屠*“犯禁”文人。
《简明清史》记载了康熙四年发生的“庄氏《明史》案”后，清廷对于涉案文人的严厉制裁：
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庄、朱皆富人，卷端到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在与编纂之役，甚矣，声名之累也。
加强思想的控制是清朝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自身皇权正统形象的手段，也是文字狱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朝统治者注重加强对臣民在思想方面的控制，是因为清朝是满洲人创立的，是以少数的民族战胜多数民族统治了整个中国。因此，满族和汉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是清朝文字狱的产生繁多因素之一。
2、打击“臣民犯讳”背后的封建专制体制建设
自皇太极建立大清王朝以后，从“贝勒议政参政”制度发展而来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就成为严重影响清朝皇权的唯一所在。
为了减少“三大贝勒”对皇太极皇权的分割和威胁，皇太极将满洲贵族、八旗大臣乃入参议国政的范围，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发展成为国家政治和军事的最高指挥机构。但由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大都是由满州人组成的，因此实权始终都操纵在满州贵族手里。一些满州贵族往往借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压制皇权，因此清初屡屡出现大臣专横擅权的局面。多尔衮、鳌拜等就是此类专横大臣的典型代表。
清朝建立者——皇太极
康熙皇帝登基后，将中央权力一分为三：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三者相互制约，最后集权于皇帝手中。这样就有效限制了议政王会议和内阁权利，尤其是使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得以削弱。
雍正皇帝登基后，为了进一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的权力而创设军机处。对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权力的不断削弱是封建专制体制不段加强的表现，但这无疑会引起满洲贵族乃至皇室宗亲的强烈不满甚至反抗，为了压制和消除这种反抗声音和行为，清朝帝王只能通过“臣民犯讳”这类文字狱的兴起而予以打压。
雍正皇帝即位的头几年，他借“朋党”的罪名，屡兴文字狱。先是整治那些宿敌，接着将矛头对准了那些曾是他麾下的鹰犬、因战功显赫而跋扈起来的权臣，如年羹尧、隆科多等，还有那些结科朋党的汉族官员。总之一句话,只要雍正认为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人，他都会给加上“朋党”的罪名，格*勿论，决不留情。
雍正皇帝在此期间清理朋党和权臣惯用的罪行就是“僭越违制”等具体言论、文字的利用。而且，此期间的“文字狱文章”不是仅仅从文字挑毛病，而是通过断章取义，网罗罪名，目的是打击朋党，这是统治阶级内部为了权利的不断集中，借用文字狱这一工具而达到打击异己的目的。
《中国史纲要》认为：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 ,使得文字狱除了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外 ,又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工具。
清朝统治者发动这些文字狱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的统治，这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加强的结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字狱是维护清朝统治的一个必然产物。
3、刻意制造恐怖气氛对于汉族文人的震慑和打压
清朝入关以后，在多尔衮的统治下虽然推行了一系列爱民缓政的积极措施，但在中原地区汉民族传统的“华夷之辩”思想影响下，清朝的皇权统治遭到了汉民族的强烈反抗。而这种反清抗清队伍中，又以汉民族知识分子为主要代表。汉族知识分子在强烈得民族情绪影响下，认为明亡清立是“乾坤反覆，中原陆沉”。
因此，在清朝统一中原地区，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后，反清思想仍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使满清统治者坐无宁日。满清统治者对汉族怀有很深的戒心，对汉族人民也猜忌不已，唯恐汉族人民再起来反抗。而在清朝立国之初,全国各地时常爆发抗清斗争,这使得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措加以防控。文字狱就是为了防止汉族人民再次发动反抗斗争，而刻意制造的恐怖思想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