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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9日，我在北大六院确诊了重度焦虑和双相情感障碍——我拿着结果却松了一口气。
从初中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是人们口中“有病”的孩子。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尝试自救，与内心纠结的自己和解，我清楚这一直困扰着我的“病”是怎样的存在。
所以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反而以一种轻松、自然的心态面对，甚至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连每天的呼吸都在改善。
“你是我们的耻辱”
从确诊当天开始吃药，每天两种，三片。我特意定了闹钟，生怕哪天因为疏忽大意而中断。
后来，在吃药的基础上，进行每周一次的心理咨询。
我的治疗环境算不上很好，外界的压力非常大。
父母高度紧张，极力隐瞒，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
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学校知情以后，通知了周围所有人，告诉大家我是“有精神病”的人，需要时刻关注，并密切监控我的朋友圈和情绪。
如果我哪天在宿舍因为看电影落泪，我父母第二天就会从广东飞到北京，出现在学校里。
因此，在学校，我不可以流露出负面情绪，不可以做别人都能做的事情，甚至连做心理咨询都要偷偷地躲在角落里打电话。
除此之外，课业压力也很重，非常重。而舍友又比较偏激，常常对我进行打压、举报——我甚至还因此被学校约谈，要求休学或者留级转到一个冷门的专业，我誓死不从，父母多次赶来学校沟通，我才勉强留在了本专业。
我从小习惯了南方的独卫和单人房间，到了北方，无法适应完全无隔间的大澡堂和狭小的集体宿舍；食堂的饭也不好吃；校区还没有高中大……
但凡我有所挑剔，哪怕只有一句，他们都会长篇大论地反驳我，最后得出我矫情、不懂事的结论。
我至今还记得班长和我说，“你真是我们班的耻辱”。
我需要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活着。
有一次，我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部很励志治愈的电影，原本能让我心中充满希望，有了努力备考的勇气。不料15分钟后，爸爸打电话来让我删掉，只因为开头的某句台词里有“死亡”这词。
我突然莫名地泄气。
父母的过度干涉常常让我感觉“窒息”，直到今天，我都有习惯性微笑的后遗症。
回想起这些，依然能感觉到当时的煎熬，但也没关系，都过去了。
2021年2月初，我在广州最后一次见心理医生，得知可以彻底停药了，算是医学上的痊愈了。
这或许是世界残酷又温柔的一面吧，确实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人类的坚强和韧性都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接下来，我想聊聊这一路走来的一些经验。
如果我们碰巧是相似的人，也许会产生一些共鸣。
如果不是，拓宽一下思路也挺好的。
我独自去精神科挂号
我的童年不算平静，几乎可以说长久地生活在动荡和恐惧里。
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总之，我因此变得：
敏感，多虑；
孤独、缺失安全感；
想追求完美，又无法容忍平庸；
厌倦与人群竞争，又迫切地渴望证明自己；
害怕被忽略，又害怕被聚焦的时候不够亮眼，令人失望。
我对于恐惧最初的感受在于跑八百米。
刚站在起跑线上，闻到塑胶气味时，膝盖就开始发软，喉咙很干。因为我不太擅长跑步，还没到两百米就开始胸闷喘不上气，痛不欲生。所以我直到高中毕业，都没能顺利跑完一场八百米。
如之前提到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察觉到了自己的问题，半夜会失眠、胡思乱想，难以抑制地流泪，奇怪的强迫症和惊恐发作，无法释怀的情绪久久缠绕，这些都成了初中时每天怀揣的恐惧。
我被折磨得快要发疯，想尖叫，想一跃而下。
我一直摁着心底那头怪兽，直到确信自己有能力战胜恐惧后，大二的那一年，我独自去精神科挂号，正式宣告最后的一战打响。
我不是在与所谓的“病”抗争，是在和恐惧决出胜负。
这些年我一直在试图对抗八百米的恐惧，终于在十八岁的时候，顺利地跑完了十公里。
因为我在摸索的过程中发现了，刚开始跑的时候，会有一阵子胸口很闷透不过气难以呼吸的阶段。后来健身教练告诉我，那是身体在努力调整适应，准备开始全力以赴的表现。
当我知道撑过这一段难受的时期，就会迎来轻松舒畅的状态后，便不再恐惧起跑了。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长跑就是在不断地重复起跑。
窒息的力竭，重新找回状态，再力竭，再掌控，这样一圈又一圈，于是就越跑越多。
再后来，我发现成绩也是如此，我从小到大都是班上的吊车尾，直到最后一年才爆发，从二本线冲到了985。
但这带给我的痛苦也难以计数：背不出课文会扇自己耳光，边流泪边翻书，因为考不好精神崩溃想跳楼，至今都强迫症般反复读题……
我时常想，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跑步的这一点，而不是持续地打压恐吓，或许我就不会因为恐惧而迷失自己，陷入了盲目的挫败和自卑。
从小到大一直都觉得我是个体育废材，笨手笨脚，于是无论遇见什么相关的都下意识地拒绝逃避。
但其实我体能和耐力都挺好的，现在也慢慢找到了运动的快乐。
这么看来，恐惧也并非不可战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