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岭南建筑作品展海报。
2017年10月，在贝聿铭百岁之际，名为“据道为心其命惟新·回家-贝聿铭岭南建筑作品展”在广州展出，并以其在岭南创作的三个建筑设计项目“香港中国银行大厦”“澳门科学馆”“台湾东海大学路思教”为主，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自己也受贝聿铭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兼设计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贝聿铭说过，建筑师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心致志研究理论，出书立著；一类是埋头苦干承担实际设计任务，两类工作都很重要。而他早年经过认真考虑后，就决定选择既从事建筑设计创作、又研究建筑理论，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工作模式。
他评价，贝聿铭就像一个优雅的摆渡者，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融汇得像太极一般美丽。
争议与赞誉中起起伏伏
1948年，一心想学以致用的贝聿铭不愿意在学校里“纸上谈兵”，于是“下海”进入建筑公司，开始了属于贝氏的建筑传奇。
在那个时代，一个来自远东落后国家的异邦人想在美国这个现代建筑的发源地获得认可，除了要比别人技高一筹，更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一位与贝聿铭打过交道的朋友回忆，他们在讨论一个项目时，贝聿铭立即掏出一张描图纸，不到一刻钟就起草了一张设计图，以及立体图，这个草图和最后完成的建筑几乎丝毫不差。
1964年，为纪念前一年遇刺而故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肯尼迪家族决定在波士顿港口建造一座永久性建筑物——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刚刚自立门户不久的贝聿铭也在受邀的建筑师之列。
当肯尼迪的遗孀杰奎林走进贝聿铭的办公室时，看到的是自己最喜欢的花草，和穿着高档西服套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如同银行家一般的贝聿铭。“贝聿铭坦诚地对肯尼迪夫人说自己并不出名，但最好的作品一定就会是肯尼迪图书馆。年轻的贝聿铭所展现出的意念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决心，正好符合杰奎琳和大众对肯尼迪的认知。”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了18年的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还是《贝聿铭全集》的编者之一。
在此之前，杰奎琳去芝加哥拜访过密斯·范·德·罗的工作室。当时这位大建筑师抽着雪茄，说话不紧不慢，一副淡然处之的神情，另外，此时的他已年近八旬，杰奎琳对这样一位人选持保留态度；在费城，他们又参观了路易斯·康的工作室，这位童年曾被烧伤一半脸的建筑师不修边幅，办公室也乱糟糟。
那年夏天，正与家人在意大利度假的贝聿铭得知自己成为一名黑马。消息一出，贝聿铭一下子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一夜之间名扬四海。“那时父亲的名字进了报纸上的字谜游戏里，学校的同学们都知道我是谁了。”贝聿铭的幼子贝礼中笑着回忆。
这次非凡的中标，使默默无闻的贝聿铭逐渐成为美国建筑界的热门人物，并不断收到更多的设计邀请，贝聿铭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最受欢迎的年轻建筑师之一，大量高级业务找上门来。
就在一切朝着令人鼓舞的方向继续前进时，公司却遭受了一次近乎致命的打击。
1973年1月的一个晚上，经过夜间的一场大风暴，位于波士顿考帕列广场上，正在施工的汉考克大厦的立面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几十块双层落地玻璃脱落，还有好几百扇窗被飞落的碎片打坏。不得已，大厦所有玻璃脱落的部分都被镶上胶合板，引起建筑界的一片哗然，当地的民众则戏谑地称其为“胶合板大厦”。
汉考克大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而汉考克大厦正是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当地媒体幸灾乐祸地将大楼称为“世界上最高的木制楼”，在他们眼里，而这个事故正是野心勃勃、超越常规发展的公司的必然下场。尽管七年后，门窗公司承认是由于玻璃的质量问题导致脱落，与贝聿铭的设计无关但不管怎么样，但贝氏事务所的声誉仍然遭到重创。
贝聿铭在晚年回忆此事时也说：“汉考克事件给我的事务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谁也不会雇用一位被怀疑有失职嫌疑的建筑师。我成了建筑界不受欢迎的人。”
然而，幼年的经历以及“下海”早期见过的风浪让贝聿铭始终十分从容：肯尼迪夫人拜访时摆放鲜花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依然准时绽放；事务所里照样飘荡着咖啡的芳香。他也不愿意解雇事务所150名员工的任何一位。
“幸运的是，贝先生找到了海外市场。”与贝聿铭共事多年的华人建筑师黄慧生说，在新加坡、科威特、伊朗等亚洲和中东的项目，一个接着一个，使贝聿铭事务所得以维持生存，也让贝聿铭的声誉在世界范围里日渐增长。
撰文 谢苗枫 董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