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0年》，[美] 约翰•布罗克曼 著，李泳 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1月版
然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却大都将商业运作下技术进步与科幻作品中的未来图景相结合，在公共空间中营造出了一种狭隘的「后人类」的惶恐，仿佛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第二天就会不可逆转地摧毁人类。这种错觉一方面来源于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区隔（科学家和作家C.P.斯诺，在上世纪中叶观察到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正日益分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他为此提出警告，并呼吁两者的合作），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缺乏对科学、技术等专业领域的敬畏，并未试图理解技术与科学的实际进展，反而忽视具体问题的肌理，急于将表面的状况纳入到其熟悉的问题域（典型如伦理、艺术、社会分层与流动等）中进行分析，如是得到的多半不是学术分析，而是天方夜谭。
诚然，在学科日益分化的当下，想要弥合科学与文化之间的界限或许日益困难，甚至可说是有些费力不讨好。但我们仍需要寻找、培养那些可靠的能够沟通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因为只有这样一群人才能够真正承担起「守门人」的职责，追踪技术发展的进程，弥合不同领域的裂隙，守望整个人类的未来。在此意义上，那些急于对最新技术进展发表看法的学者并没有犯下根本性的错误，只不过少了些进取之心，一味模仿二十世纪科幻作家们通过「故事」与「预言」来达成警告的行径。然而距离奥威尔、赫胥黎与迪克等人的作品问世已有几十年历史，我想我们早该迎来更加扎实可靠的融合多个学科知识的后人类研究，而不是不断重复那些先辈早已讲过的故事。
不可遏制的客体，
我们已经是后人类了？
「总有一天，」乔愤怒地说，「像我这样的顾客会推翻你，推翻你们自动服务机的暴政。人的价值、怜悯和温馨将回归社会。」——PKD《尤比克》
如果要迎来一种更加扎实可靠的后人类研究，那么我们首先应当脱离狭义的技术的限制，还原「后人类」概念最初丰富的意涵。如前所述，「后人类」问题的核心是对现代世界中异化的人性的恐惧与反抗，这种异化总是来源于一种「非人」的「客体/物」，因此后人类问题又可以被理解为「对客体/物的恐惧」。以最容易理解的技术达尔文主义（如基因编辑、脑机接口与优生学的结合）为例，基因编辑意味着将人改造成了「非人」，脑机接口则是在人中嵌入了「物」，而这两种具体技术与优生学的结合则进一步指向了「非人/物/客体」对人的替代或统治——整个逻辑并没有脱出「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
事实上，流行科幻作品中最集中的意象便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法摆脱的「客体」，无论那些客体被表达为集权社会、义肢、人工智能还是人造人，这些客体都必然导致了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之间界限的模糊，进而造成了对身为主体的「我」的压抑。不妨认为，科幻作品正是通过寓言的方式，洞察了现代性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在齐美尔、胡塞尔与昆德拉的论述之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别不过是迪克作品中的「客体」并未有一个稳定的表征，而上述三人则集中地使用了客观文化/主观文化、科学/生活抑或是确定/不确定等范畴，希望将概念对中的后者从前者的压抑中解救出来。
押井守，日本知名动画导演，代表作有《攻壳机动队》等。
然而「后人类」境况却并非单纯的压抑，而是指向了一种拉图尔式的主客体关系的纠结：人越是希望与客体划清界限，就越是会与客体更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所有为人所创造出来的客体——物品、制度、文化乃至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关系——最后都成为了窒息个体的关键所在。如果这么说有些过分抽象的话，那么用押井守那段知名的话来说，所谓的「现代性」问题便是：人类总不愿承认「手机」是自我的一部分，可同时却越来越离不开「手机」的过程。借用拉图尔的判断，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不仅「从未现代过」，更是「从未成为人类」——从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诞生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沉浸在一种焦虑中，希望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物品相区分开来。如果人类的定义是那个界限分明的主体，那我们早已是后人类了。
法国著名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的论集，其中他探讨了现代性、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议题，并试图在实践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这对范畴联结起来，打破自然与历史、以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割裂。
以此为入口，回到科幻作品，我们将发现，那些主人公们总是在寻找的、渴望的东西——无论是绵羊、历史，还是灵魂、身份——其实质都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真与假之间、生与死之间的界限。界限意味着确定性，同时意味着意义存在与生成的可能。然而将一切希望寄托给界限的存在，主人公便会陷入卡夫卡式的困境，在迷宫之中发现一个独立于自己之外的庞然大物，发现自己无法理解世界的存在，从而失去自我。就此而言，《银翼*手》成为科幻史上的经典绝非偶然，因为故事中里克不断地对自我的找寻和质疑乃至绝望，正是每个现代人都会经历的过程。
与斯科特的改编不同，在《仿生人》一书的结尾处，迪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加温柔的结局：当妻子伊兰给里克带回的电子蟾蜍（可以）订购电子苍蝇时，迪克已部分地超越了卡夫卡的视野，曾经需要通过无限倒退来找寻的人与仿生人之间的界限被搁置了。正是通过这个结尾，迪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人们无须为了本就无法明晰的界限而焦虑，如果我们早已成为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混血，成为广义上的「后人类」，那么关键便不是倒转时间的齿轮，而是在那些模糊的、断片式的场景中，发现美与意义的存在。
《银翼*手2049》（2017）剧照。
可是何以发现美与意义呢？恰如马克思从伊比鸠鲁处所学到的那样，在冰冷的一切仿佛都已注定的世界中，偏离即是自由，参差即是意义。于是，并非循规蹈矩的知识分子，而恰恰是科幻故事中的那些边缘人、瘾君子、失败者，切实地成为了后人类图景中的自由女神，召唤着早已逝去的时光，寻找着抽象社会中残存的意义碎片。
不妨这么说，在「后人类」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或许并不是那个长远的未来，也并非利益权衡后对整个技术进程的控制，而是对当下切实存在的状况的关注。这意味着，越是在讨论那些看似宏大的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时，我们越应将目光不断下放，直到看到那些历史地层中的雨露尘埃，那些世间万物的参差多态，那些平凡人的喜怒哀乐，那些边缘人的日常生活——流吧，他的眼泪，无论接受还是拒绝，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纪念品。
作者
：孙凝翔；
编辑
：走走，李永博；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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