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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是大厂这些年极其普遍的人力模式。外包员工和“正职”同在一个屋檐下，但身份的微妙投射在方方面面。明着看是待遇上的不平等；更隐性之处，他们的努力无法和前途挂钩，时时感到“二等公民”似有若无的“歧视”。这一切带来内心长久的漂浮和不确定。那些年轻人的梦想和渺茫的转正机会一样，永远处在一个薛定谔的状态里。
同一个屋檐下
镜头拉起，我们望向大厂内部，996的火热之下，人人在一种繁忙的秩序里各司其职。一个人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隐身太容易了，除非你一定要让自己显得做作。比如这个叫郑栋翔的男孩，总是停在会议室的门槛左顾右盼，要么一个人飞快地走进去，要么把自己夹在人堆里带出来，他就不肯从容走路。再比如那个女孩，她把工牌塞到衣服里面，剩个带子绕在脖子上，夏天也是，这样真的很奇怪。反正，总有这么些人极力让自己和大家一样，这种努力让他们处处流露不一样。
大厂是腾讯，某个游戏工作室，外人看起来牛逼极了，你玩鹅厂游戏，你就一定知道它的名字。郑栋翔在里面做游戏测试，跟着项目走。他在一个会议室里办公，门口正对着一排工位，看起来其实没什么区别。但郑栋翔总感觉每天走进会议室上班灰溜溜的。一门之隔，其他人是“正职”，郑栋翔这几个是他们的反义词，“外包”。
他这样的年轻人很多。人力外包是当下十分普遍的模式，外包员工和公司其他人做一模一样的工作。只是，他们与第三方而不是自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这里面余地很大，比如，社保可以按最低来交；再比如，被辞退一个通知就好。本质上，它可以理解为公司降低劳动成本的一种选择。但很多时候，在大厂外包和小公司入职这两样里，一些年轻人会选择前者，为了跟着学习，为了一种光环，也或者是为了一个极度渺茫的转正机会。
那是一群悬空的人。向下，这份工作给不了他们坚实的归属感，他们清晰地知道自己不是真正属于这里；向上，转正逆袭的榜样当然是激励，但更多时候其实只存在于传说。这种处境投射在内心里，造成一种无法言说的敏感。另一个叫王珊的女孩，提到“正职”和他们平时工作里的区别，脱口而出，“他们看起来更自信”。为什么自信？她想到他们穿的衣服，程序员不修边幅的衬衫吗？不是，还有眼神？走路方式？提了一溜儿答案，又一个一个自我否决之后，她茫然了，但还是坚定地说，他们就是显得很自信。
真正的答案“残酷”却也简单，他们和“正职”（他们自己这么叫）同处于一个屋檐下，做着一样的工作，但身份的微妙映射在方方面面。
第一个感受来自工位。郑栋翔觉得外包员工“完全没有物理上的安全感”。空出来一个旮旯，就把他们塞进去。郑栋翔一年搬过四次，刚来就走，最后一站是这个会议室。每次心情混乱地收拾办公用品，他就觉得自己很没存在感，很无力，像是又被赶走了，因为“工位紧张”。
他有时也劝说自己，是不是一种自卑放大了心情。会议室勉强接受，但总有些话是难以忽略的——比如，“你是外包，不是正式员工，麻烦不要随便偷吃公司的零食，注意素质。”没人对他说过这个话，但在网上看到，他也要消化许久。还有，一定有些时候，感受会被推到一个劝说无效的处境，比如在阿里做外包的王珊，她的工位撤退到园区边缘的访客中心和存放小电驴的地下车库。
每天，王珊在访客中心大厅的沙发或者供客人聊天的桌子上办公。阿里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景点，访客中心就是游客接待中心。狭小的房间里，动态的电子屏上中英文显示着公司的辉煌往事，天天有人在屏幕下合影留念，发出兴奋的噪音。王珊在无尽喧嚣中工作，不停发钉钉消息给同事，那些人都在隔壁漂亮的办公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