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的行使流通，使中国政府总揽货币的发行和回笼，稳定并扩大了政府财政收入，也使中国方面能最大幅度地掌握现金和集中贵重金属白银等，以作为从国际市场购买军火之用，这对中国反侵略战争是十分有利的。正因为此，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便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研究对中国的货币战。法币有广泛的基础，在经济发达的华中、华北地区，又是法币集中流行的区域。至1937年6月所发行的14亿法币中，有4亿流通于华北，8亿流通于华中。因而法币成为日伪在沦陷区确立金融统制、推行伪钞和日本军用票的障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与此同时，日本军部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相机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破坏国民政府经济的措施。1938年底，日军因自身资源、兵力等因素，停止对华大规模军事进攻，而特务机构伪造法币的行动被密令正式实施。由此，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日假钞之战揭开了帷幕。
伪造法币的念头来自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通称“登户研究所”）主任，陆军少佐山本宪藏。陆军第九研究所隶属陆军行政本部，专门负责秘密武器的开发。山本毕业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第十五期，随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前往中国东北“满洲国”从事军用地志调研工作。1938年进入参谋本部第七课军用地志班。山本自小就有伪造钞票的愿望，在满洲国期间他对中国的币制进行了详细研究，花数年时间研究了中国内地、关外和朝鲜的货币流通情况。
山本宪藏进入参谋本部后不久就动身前往华中地区观察法币的流通情况，他注意到当时市面上通行的法币大多为中央、交通两家银行，印刷厂家为英国的德纳罗（Thomas De La Rue ）公司、华德路公司（Waterlow & Sons Ltd）和美国钞票公司。这些钞票的防伪措施主要是水印和暗记，部分美版钞票中头像部位夹有红蓝丝线，伪造并不困难。而且由于当时中国本土伪造货币手段落后，一般民众的防伪意识并不是很强，通过伪造货币扰乱中国经济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山本回到日本后直接与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经理井上源志承谈了他的全部设想，山本宪藏就技术上能否造出完美的伪钞咨询了井上的意见，井上不仅认为这项计划能够实现，而且愿意提供全面合作。于是山本宪藏将整套想法写成《法币谋略工作计划》通过参谋本部第七课（中国课）交给了主管谍报的第八课。第八课看到山本的《法币谋略工作计划》后对其十分重视。参谋本部平时进行对华特务活动只需课长一级的批准，这次则一直请示到陆军省，最后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令批准实行。
1938年12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达了批准伪造中国货币的命令。这个命令的具体内容是:“据附件计划实行通货谋略。陆军大臣(画押)；参谋总长(画押)；昭和13年12月×日”“附件:对华经济谋略实施计划”方针:破坏蒋介石政权的法币制度，扰乱其国内经济，摧毁该政权经济抗战力量。
实施要领:
1.本工作的秘密代号为“杉工作”。
2.本工作应需要绝对保密，仅限下列人员参与:陆军省大臣、次长，军务局长、军事课长；主管人员:参谋本部总长、次长，第一部长、第二部长、第八课长、主管参谋及主管军官；兵器行政本部本部长、总务部长、器材课长。
3.谋略器材的制造由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负责和制造。根据需要，经大臣批准后，可利用民间工厂的全部或一部，但要做到绝对保密。
4.有关登户研究所制造谋略器材的命令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商定后直接下达给登户研究所所长。
5.谋略器材的制造要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直接报告其种类和数量。
6.参谋本部同陆军省协商后，确定谋略器材交送地，并派必要的护送人员，作为绝密文件送往指定机关。
7.在支那设立本谋略的实施机关，代号“杉机关”，暂将本部设在上海，在对敌贸易的重要地区及适于收集情报的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8.本工作要隐蔽进行，主要目的在于扰乱敌方经济，用伪造法币进行正常的交易，采够军需品和民用品。
9.获得的物资按军队规定的价格分别交给制定的军事补给厂，所得款项用作摧毁法币的活动费，但另有命令时不受限制。
10.“杉机关”要经常了解“杉工作”的活动，每月月底向参谋本部报告资金及器材的使用情况。
11.“杉机关”可将所印法币的20%留作活动经费自由使用。
根据这一命令，山本宪藏被调出参谋本部，到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杉工作”。同时，日军在上海设立了“杉机关”的总部又称“阪田机关”。负责人阪田诚盛是曾在关东军参谋部工作过的参谋本部成员。1939年阪田以名义上的注册资本金1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诚达公司”，该公司在沦陷区有53家分店，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的机构。
山本宪藏、井上源之承最先选中了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他们制作了5元面额法币的印版，印刷出几十万元成品迅速运往中国套购物资。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伪造的5元面额法币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第一起伪造法币行动计划因此流产，山本和井上等因此受到上司严厉斥责。
1940年4月，山本宪藏等故伎重演，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券共500多万元，又经过特殊工艺将其变成旧钞，秘密运抵中国，并与真法币混合在一起，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商社”等机构使用，这些商社有:“梅机关”、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松林党”等。这些假法币广泛流行，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虽然说当时已经发明了照相制版的技术，但是登户研究所发现用这种技术印刷出来的伪钞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决定采用雕刻制版，军方特定从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用放大镜一丝一缕地在钢印板上雕刻出人像，花纹和其他图像。法币采用美式规格，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复杂的底纹，因此只有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则采用了平板胶印的方法。经过多次尝试，登户研究所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仿造出了合格的法币，于是开始在日本大量制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造币机器。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不久，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一批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这些连同上述所得悉数被秘密运往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选派专人专项研究攻关。1942年下半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稍后，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未印上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方面买回了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从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间，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币达40亿元之巨，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
日军在竭力破坏国民政府金融秩序的同时，也将造假魔掌伸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晋冀鲁豫边区曾发现假“冀币”达二三十种之多，印刷机关十余处；1943年，日军还在山东制造了大量的假北海银行券，利用奸商潜入根据地，高价收买粮食和其他物品。
为了敌后抗日财政的需要，中共领导的大部分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开办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纸币。这些货币又统称为“抗币”。1938年，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边币，晋东南上党银行发行上党票，冀南银行发行冀钞，山东胶东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1940年，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农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皖南事变后，自淮南根据地创办淮南银行起，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办自己的银行，如苏中的江淮银行、苏北的盐阜银行、皖江的大江银行、淮北地方银号、鄂豫皖建设银行等，共发行抗币57种名称476版制。这些在各自根据地内流通的抗币，是根据地内的本位币。
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占区开辟的。最初，国民政府的法币、中共的抗币、汪伪政府的伪币都进入根据地流通。根据地巩固后，抗日民主政权便严禁伪币，限用法币，确立抗币的本位币地位。为了掠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物资，破坏人民群众对抗币的信任，日伪便大批制造假抗币和假法币，涌向抗日根据地。1940年在晋冀鲁豫的冀南分区，出现了大量的5元冀南币的假票。1941年6月，日伪印制大批假冀钞，面额有5角、1元、5元、10元4种，由汉奸或奸商携入根据地内，以一百比三四十元价格骗兑抗币，内邱地区一日破获此类案件数起。伪造抗币，最初在根据地境外进行，后来发展到利用汉奸将印钞机运到境内来大量印发。晋冀鲁豫边区发现的假冀钞达二三十种之多，破获印刷机关10余处。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又印制了6000万假冀钞向晋冀鲁豫边区大量倾销。在冀南大名以南地区，一段时期70%以上流通的是假冀钞。1943年，日军又在山东大量伪造和抛售假北海银行券。这些假抗币，或用来骗兑真抗币，或用来高价抢购粮食和其他物资。山西日伪军就用假抗币收购了大量的小麦。
实事求是的说，日本伪造的法币最初确实对当时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破坏因素，主要是因为抗战初期法币还是有一点威信的(1936年100元法币可买一头牛)。日寇用伪造的法币在中国套购不少物资，其中“杉机关”还利用阪田公司作为中介，通过逃亡香港的上海黑帮头子杜月笙等人从香港购买汽油、奎宁等稀缺物资。
但是此后法币流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退至西南大后方，当时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主要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但随着华南和香港沦陷后，这条渠道越发不方便。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令其设计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准备在重庆建立印钞厂。1941年，在重庆财政部印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印钞厂，同时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而且，不等日寇的伪钞进一步发挥功效，国民党自己就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可以说日寇印刷的这点伪钞并没有达到扰乱经济的目的，难怪山本宪藏哀叹:“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针锋相对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假币战”，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对策，通令严禁假币的流通，凡贩卖牟利者严行究办，举报者有奖;并对大案要案及时曝光，警示世人。1943年广西桂林、全州等地贩卖中行百元券、浙皖等地1940年中华版假钞案，江西吉安、泰和等地中行、交行50元券假钞案的破获，都及时予以报道。1943年10月，在广西敬德县参议会秘书周某住所，捕获推销假钞贩子胡持中等3人，当场从他们身上搜出伪造交通银行50元券共15000元。1943年、1944年，又追踪报道在香港被敌缴获并加工后流入内地的1940年中华版券的动向，提醒百姓加以识别，帮助中央银行“查缉和吸收”。
另外，国民政府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切实达到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的目的，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为了确保“以假对假”策略能顺利实施、一蹴而就，国民政府不惜重金从美国购买纸张和最先进的印钞设备，又挑选了原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汇聚歌乐山，昼夜研制，精心制作。
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000多箱。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配合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混入金融流通领域。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