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还有不了解的人打趣道：“也许中国人去到澳大利亚，光靠吃掉他们，就能把整个澳大利亚的兔灾解决。”
这种说法得到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的赞同，他们更好奇的是，为什么没人吃这些肥美的兔子？
一些人去问当地人，当地人只能一脸无奈地说：
“多年来，我们也不是没有吃过兔子，但是兔子的增长速度和我们吃的速度相比，实在是太快了。现在久而久之，很少有人对吃兔肉这件事产生兴趣。”
正如当地人所说，事情并不是单靠数量压制就能解决的，这种极端的生态环境背后，其实隐藏的是人类的傲慢。
而这一切，又要将时间线回拨到19世纪。
因为引入野兔，并不只是为了狩猎那么简单。
托马斯·奥斯汀，除了是一名平平无奇的英国绅士，还是驯化协会的会员。
所谓“驯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驯服，而是包含了物种迁移的意思在里面。
换言之，当时的欧洲盛行的一种思想认为，任何物种可以通过人为干涉，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重新成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
托马斯当时，也是抱着类似的心态，将一些原本是欧洲的物种带到了澳大利亚。
以他为代表的驯化爱好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自然的轻慢。
曾有一个叫做弗兰克·巴克兰，在他的书中说过：“重新安排自然界的一切，就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