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家暴者似乎总藏在看不见的角落，今年3月的一条地方性法规，希望带来一些改变。
今年3月，江苏省《反家庭暴力条例》正式实施，首次在有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措施里加入了一条——“责令被申请人接受法治教育和心理矫治”。5月，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在离婚裁定中，发出了全国第一个强制心理干预人身安全保护令，责令施暴者在保护令6个月有效期内，走进咨询室，定期接受心理辅导矫治。
法律强制的效果如何？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家暴的发生吗？案件的审理法官、心理咨询师以及相关的社会工作者，和我们聊了聊这一司法实践带来的改变以及面临的困难。
文｜魏晓涵 编辑｜周航
隐秘的角落
心理咨询师顾小清决定去见见那个打老婆的男人。法官王东莉似乎比她更担心，第一次会谈前，特地打来电话嘱咐：“你最好带个男的咨询师过来。”
虽然从2013年开始，顾小清就开始和政府部门合作，参与反家庭暴力的培训、咨询、宣传，但她从未真正见到过婚姻中的施暴者。她试图接触这些人，却总是受挫，“他们会回避你，永远都说他在忙。而且本来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会觉得我们是来批评他的，谁都不愿意被人教育”。现在，常州市天宁区发布的强制令让她终于有机会和他们坐下来聊一聊。
最终她还是带着一位女性咨询师去了。顾小清理解法官的担忧，“大家会天然觉得这是一个残暴的男人”，但站在工作的立场上，她更愿意将对方视作普通人。她怎么能和施暴者共情呢，顾小清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她的回答是：“不是赞同，而是让他情绪缓和下来，觉得我们不是敌对的，再调整他的认知。”
在法院心理疏导室的绿色沙发上，她见到了那个家暴的男人。他年纪不大，看上去就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一开口反而有一肚子的委屈要倾诉——他觉得两口子吵架嘛，女方对他经济制裁，还一直挑衅，刺激得他火大，就动手了。
妻子及时保留了证据，拍下脖子上的划痕。在提出离婚的时候，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他搬出去，担心他火气上头再次动手，这得到了法庭的支持。
顾小清确定了咨询计划，总共四次，每周一次，再根据沟通状况调整。对于施暴者，她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建立信任感？在这个家暴的男人最初的认知里，自己是来接受教育的。
幸运的是，她们遇上了一个非常愿意表达的施暴者。暴力的程度不深，离婚的过程也算顺利，两次心理咨询之后，两人顺利离婚，后续也没有暴力行为，于是提前完成了这一次的试水。
然而大多数时候，施暴者隐匿在看不见的角落里。在顾小清的经验里，它常常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暴露出来。有时是被其他亲人发现报了警，有时是通过孩子的讲述发现父母的问题，还有人进行自我探索的过程中，会透露自己有过家庭暴力行为。
一开始有些颠覆她的认知，怎么受害者被打到甚至有生命危险了，还不报警呢？“她们总是有给自己很多理由，不想破坏家庭，或者被恐吓。”
和当地妇联、民政部门合作的近十年里，每年打来的热线电话能有上万起，经过筛查，严重到需要咨询师介入的也有十来件。全国妇联2020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女性遭遇过家庭暴力，每年自*的女性中，60%是因为家庭暴力。
法官王东莉所在少年家事法庭，审理过许多离婚诉讼。“婚姻失败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委屈的那个。”她看来，在这个案例中加入心理干预，能带来更长远的价值——两人都不是第一次结婚，在抖音上认识没多久就进入婚姻，各自带着孩子。经济、孩子等等都是起冲突的缘由，男方一激动就会有暴力行为。“他们年纪不是很大，以后可能再结婚，要调整男方的行为模式。对于女方也安排了心理辅导，希望她不要把对这个男性的认知，带入到将来接触的所有男性”。
2016年《反家暴法》实施至今，王东莉所在的法院总共发出过22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在全国范围内，截至2020年，这个数据是7918份。
“看到这个案例有网友问，这还做什么心理疏导，为什么不抓起来，不判刑？人身安全保护令更重要的是一个预防作用，针对的是没有达到治安处罚和刑事案件标准的家庭暴力。比如在离婚诉讼中，男方没有实际地打女方，可能有一些跟踪、短信威胁和谩骂，这时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预防更严重暴力行为的发生”，她解释，它并不能作为一个已经发生家庭暴力的证据去影响审判结果，除非特殊情况，“如果心理老师在交谈中发现哪一方有比较严重的暴力倾向，报告给我们，可能会作为抚养子女时的一个参照”。
她们最后对那个家暴的男人做了一次回访，似乎一切顺利，对方在电话里态度诚恳地认错了。几次强制的心理咨询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吗？王东莉对此持保留态度：“他有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不到他再一次结婚，再一次面对矛盾，任何人都判断不出来的。”
法律强制心理干预施暴者的意义，在她看来，更多的是警醒作用，“如果他在将来面对矛盾的时候，有一瞬间的闪念，想起因为暴力进过法庭，接受过心理干预，都是好的。”
一个样本
现在，强制让家暴者接受心理咨询只是刚刚起步，很难总结太多经验。那么面临更复杂的情况，要怎样对施暴者做心理干预？又怎样改变他们？对此方刚可以分享一些经验。
他是心理学老师，性别研究专家，也是推动男性反家暴的“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的发起人。2010年“白丝带”开通了反家暴热线，方刚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来自施暴者。电话那头自称在陕西做公务员的男人来求助——因为多次施暴，妻子要求离婚。就是这样开始的。2019年9月，方刚所在的团队招募到八位施暴者，对他们进行了共计30次的团体辅导。
这八个人是主动来的，虽然暴力程度不一，有两位比较严重，有持续的殴打行为，但诉求出奇的一致——他们正在面临离婚危机，受暴的妻子提出要离婚，而男人们不想离婚。
北京这么大的地方，能凑到一起不容易，常常是从早晨到傍晚，心理辅导一整天。方刚让他们彼此分享生活中的暴力行为，讲父母、伴侣的行为都十分顺畅。涉及到自己，有时候就避重就轻了，出现了自我防卫。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快六十岁的工人，第一个妻子被他打跑了，第二任妻子也受不了暴力，要和他离婚。他一开始不承认，“没打啊”，“我没碰她”，“我就碰她一下”。团队请来他妻子来对峙，展示那些身上伤痕累累的照片，才揭露出他有持续的、严重的暴力行为。现场听着妻子的倾诉，他咬着后槽牙瞪着她：“我没有错，都是老婆逼的，女人不教训也不行。”
“在追问、讨论和对峙中，让他们意识到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和控制，学会尊重伴侣。”后来，这位丈夫的态度软下来，半年之后小组结束时有了很大的改变，夫妻俩有了一个和解的拥抱。
在暴力本身之外，方刚也会带领他们寻找暴力的来源，几乎无一例外，都来自家庭传承——这些施暴者在童年经历过暴力的创伤，有的是父亲，有的是母亲，“（回溯自身经历）他才会开始反思暴力，愿意改变”。
八人小组怀揣着一个共同的秘密，身边的亲人朋友不知道他们参加小组，有媒体前来询问采访，也没有人愿意公开分享。但在小组中，他们开始互相挑战彼此的暴力行为，督促对方改变，甚至建立了亲密的伙伴情谊。在方刚看来，这也是团体辅导在施暴者心理干预中的意义：“大家彼此依赖，彼此信任，这样的气氛很快在小组内形成了。”
小组的形成来之不易。方刚从四五年前就开始筹备，之所以迟迟没有开始，最大的难度就在于，去哪里找到这些实施暴力的人呢？
方刚记得，很早的时候他在微博上征集过施暴者，如石沉大海。到了2018年，终于有一个方案，由全国妇联出面沟通，和公安部门、法院合作，让那些因为家暴被刑拘的人，伴侣因为家暴提出离婚、但不想离的人来参加这个小组，还是没能实现——“当时他们觉得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强迫人来”。
让方刚意外的是，探索了几年的官方渠道都没成功，最后这些施暴者是通过自己的公众号征集来的。他猜测，大概是这些年的科普和宣传吸引了一些受众。其中那个六十岁男人，就是被女儿劝来的，女儿是方刚的学生。
因为突然的疫情，方刚的施暴者团体辅导小组在2020年3月结束了，他们对施暴者和伴侣都做了一次效果评估，包括对于暴力、男性气质的认识等等。呈现的结果是，他们处理冲突和情绪的能力提升了，多数组员半年多一直没有施暴行为。
最终，他们都没有离婚，来访者们最初的诉求达成了。而方刚期待的是，“他们彻底告别暴力”。几个月的心理干预可以彻底杜绝暴力吗？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轻微暴力的施暴者，彻底放弃暴力是可能的。但如果是严重伴侣暴力的施暴者，即使更长程的咨询，最好的效果是降低暴力的等级，延长两次暴力之间的间隔，不会彻底改变暴力。”
两年过去了，他一直关注着这些人的动态，也欣慰地看到他们的改变。那个六十岁男人的妻子告诉方刚，现在遇到矛盾，丈夫第一时间不是动手了，而是知道克制，自己主动离开现场。
少年家事法庭现场。 讲述者供图。
漫长的社会工程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方刚觉得，大概是这个小组的时间太短了。“也达到了（放弃暴力的）效果，但你要改变的是一个从小到大几十年成长起来的人，半年左右还是有点短。最大的风险是，可能复发。像这样的施暴者的团体辅导，在经验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通常要一两年。”
在美国，对家庭暴力的加害人辅导被早早写入法律，几种主流的方法在四十周左右，有的方案针对特别严重者会延长一到四年不等。而中国台湾地区则是在2001年开始按照法律强制，第一次实践针对家暴加害人的心理干预。今年三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教育部、公安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对人身安全保护令进行细化，才正式写入法律。
2014年《反家暴法》征询意见，方刚提过建议，在其中加入强制对施暴者进行心理辅导的“辅导令”，最终没能被采纳。他记得妇联权益部反馈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合适的辅导人才。而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国外的施暴者心理干预需要来访者自费，但中国很多农村的施暴者没有能力拿出这个费用。
足够的社会支持，成为法律执行的前提。即使今年被写进了法律，依旧有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常州市从2013年开始就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引入了心理干预，后来拓展到婚姻家事案件中。据王东莉介绍，找到一个合适的咨询师并不容易：“咨询师要至少取得二级证书，但这只是一个门槛。心理咨询师的素质和水平有差距，也有咨询师会把当事人情绪搞得更激动的。”
顾小清和同行交流，也有类似的感受，心理咨询师在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对施暴者做辅导的并不多，这方面大家的经验相对匮乏。
在江苏省的《反家暴条例》中，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法院、检察院、人民团体、居委会、村委会、救助管理机构及福利机构等应依托公益性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对“长期、多次实施家暴或因实施家暴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刑事处罚的加害人应接受心理辅导与行为矫治”。
“不是所有的心理咨询师都能做家暴辅导的，需要受过专业的训练。”方刚去过台湾地区考察，那边做法相对成熟，“它是一个县市指定了一两家机构，专门做家暴受害人的辅导。”
实际上，这回工作者要面临的状况比一次试验要复杂得多。一位从2001年就在台湾开始参与家暴者辅导的心理咨询师记录过，这些被迫来接受心理辅导的人，通常是抱着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到来，对抗的方式五花八门，沉默的、不参与的、故意跳开聊别的话题的等等，对咨询师来讲都是考验。
现在，方刚所在的团队还在全国做家暴相关的咨询师培训，“一定要清楚你用的是什么咨询技术。现在国际上主流的观点是，家暴是性别暴力的一种，背后是性别不平等机制加上对男性气概的倡导，鼓励男性用暴力解决问题。”
在国际上，形成这样的共识也走过许多弯路。美国司法部委托的研究报告曾提到主流的心理辅导方法有这样三种：“社会问题取向-女性主义”模式、家族系统模式，以及聚焦在个人议题上的心理治疗模式。方刚介绍，过去几十年有用过精神分析的方法，也有用家庭治疗模式的——把家庭暴力当成家庭矛盾，施暴者和受暴者各打五十大板，让他们学习沟通技术，现在看来，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并非所有的施暴者都是男性，女性施暴者的精神暴力多一些，肢体暴力少一些，方刚在热线中接触过，有懵懂意识不到生气动手是暴力的，有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打怎么了？越打他越离不开我”，还有在家砸东西烧衣服的。
在他看来，暴力的来源是一致的，那就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代际传承，还有对暴力模式的崇尚，“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受暴者增权，给施暴者去权”。
距离方刚接到第一个施暴者的电话，已经过去十年了，家庭暴力的现状变了吗？他的态度并不乐观：“基本没有什么差别，甚至跟一百年前一样，他们还是父权文化和支配男性气质培养的。”
在王东莉看来，对施暴者的心理干预更像是一个种子：“我们这一代人，80、90后，关于夫妻吵架就要动手这件事，比二三十年前的状况是要好的，这是社会进步和教育提高。为什么说家庭、家教、家风代际传承，大人在夫妻相处时、在教育孩子时不用暴力的方式，孩子将来就不会用暴力对待配偶和子女。这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