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2日，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德里-孟买高速公路初步通车仪式。
今年往后，印度的基建项目还会增加。除了各种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和港口之外，还包括各种老设施的升级改造——比如印度政府将斥巨资拆除和重建新德里火车总站，将之改为现代的立*通-商业综合体，又如新德里还将重建中央政务区。这些都意味着巨大的劳动力投入和就业岗位增加。
劳动力优势并不明显相比于莫迪政府的宣传和欧美媒体的渲染，印度媒体人和学者在评价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时，多了几分谨慎。
在《印度教徒报》举办的一档在线节目中，印度人口学家索纳尔德·德赛（Sonalde Desai）专门对照韩国、新加坡等地，讨论了人口红利对印度的具体意义。
在她看来，要把握人口红利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东亚国家能够把握人口红利，和“高明的经济政策正好结合下降的出生率”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人口红利的实际持续时间一般不会很长，最多也就十到二十年，“印度虽然有机会，却不一定能够把握住时间窗口”。
更大问题是青年人的失业情况：今年3月，印度的失业率上升到7.45%，很多人认为实际数字要更高。其中，受过高等教育青年的失业问题非常严重——这一趋势催生了更多青年选择报考公务员而不是进入企业。
根据《今日印度》2022年的一次抽样调查，至少有三分之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青年找不到工作。形成这一情况有很多原因，但主因是印度社会没能创造足够适合他们的岗位。印度绝大多数工作签的是非正式合同、缺乏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而受过教育的青年更希望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
位于班加罗尔的阿兹姆·布列姆季大学（Azim Premji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巴索雷（Amit Basole）将印度近十年来的问题描述为“缺乏就业的增长”。他指出，尽管莫迪时代印度实现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单位GDP增加带来的就业增加效果则越来越差——这一比值被称为就业弹性。
在一篇论文中，巴索雷比较了近年来印度在就业弹性方面和越南乃至孟加拉国的差距。数据显示：2010年到2018年，印度GDP平均每增长10个百分点才能带动1.1%的就业增长。而在越南，这一数字是3.8%，孟加拉国是3.2%。
巴索雷认为，这背后反映出的问题是，印度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像东南亚国家那样，以足够大的比例投入到稳定的制造业中去。相反，印度劳动力从农村离开后，许多人进入到不稳定就业的状态，比如成为建筑工人或打零工——疫情封城期间，大量徒步回乡的印度农民工就在此列。
根据巴索雷提供的数据，印度就业人口中，不稳定就业的比例较大，结构上类似于尼日利亚、老挝、安哥拉和刚果等国家，而制造业就业的比例远不及中国、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印尼等国。也就是说，如果莫迪的工业政策无法创造出足够的制造业岗位，印度的人口红利在未来也只能贡献出附加值较低和就业不充足的经济增长。
位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斯里佩鲁姆布杜尔的富士康工厂。
对比其他正努力实现人口红利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和孟加拉国，印度的优势，尤其劳动力优势并不明显。比如，德赛指出，印度的基础教育质量仍然落后，尤其农村地区的公立学校教育水平有待提高。数据显示，疫情后印度学龄儿童的识字率从2018年的73%下降到70%。这意味着部分工人仍是文盲或半文盲水平。
此外，印度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也一直不高。据世界银行统计，印度女性工作参与率从2005年的27%下降到2021年的23%。作为对比，斯里兰卡的这一数字是34.5%，孟加拉国是32%。从当前统计数据看来，印度人口红利距离真正发挥出效果，还有相当漫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产业园和部分地区的经济规模看，印度巨大的人口规模正在形成竞争力，也使得这些产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渐增长。但另一边，颇为棘手的就业形势、GDP增长和劳动岗位需要之间的脱节，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在分化的不同特征下，要说印度能整体“套现”人口红利、走上某种东亚模式的快车道，实在过于夸张了。
缺乏精确的人口数据印度本该于2021年进行最新一次十年期的人口普查，然而，受到新冠疫情和其他状况的影响，这一调查至今未能展开。虽然联合国给出了预测数据，但直到现在，外界无法获知印度人口的真实数据。
印度的人口普查依赖于大约33万名全国公立学校教师挨家挨户的调查。根据为2021年制定的计划，这一轮调查原本将进行两轮，共询问超过24个问题，将持续11个月，预计花费11亿美元（875亿卢比）。这些数字将被制成表格，最终数据将在几个月后公布。
但如今看来，这次普查还会继续拖延——教师们作为政府劳动力，要负责帮忙组织2023年的地方大选和2024年的全国大选。这意味着，印度政府仍在用2011年的数据作为基准决定人口政策、经济政策和公共预算。
全印度小学教师联合会的高级官员米什拉（Arvind Mishra）说，法律规定教师必须帮助进行选举和人口普查，但政府必须提高他们的薪酬。“教师应得到尊重，他们不能为进行地球上最大规模的算术练习而四处奔走要求报销。”
主要反对党国大党指责莫迪政府推迟人口普查，以便在2024年全国大选之前隐瞒失业等敏感问题的数据。“本届政府经常公开与数据竞争。”国大党的发言人克拉（Pawan Khera）质疑道，“在就业、新冠疫情死亡等重要问题上，我们看到莫迪政府倾向于隐瞒关键数据。”
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发言人阿加瓦尔（Gopal Krishna Agarwal）驳斥了这种批评。
他说：“我想知道他们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我们9年的表现比他们65年差的社会参数是什么？”他指的是国大党曾执政多年。
不过，普查的缺乏，使得外界对印度人口数据更为好奇。比如，十年前的趋势已经显示：印度总和生育率一直在降低。近年来的估算和抽样数据则显示，截至2021年，印度超过一半以上省级行政区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2.0，意味着平均每个育龄女性生育的孩子少于两个。
印度北部的节庆日，现场挤满信徒。
目前，全印总和生育率超过2.0的邦几乎都集中在恒河平原——以比哈尔邦、恰尔肯德邦和北方邦为主。这反映出印度人口增长的另一个困境：上述几个邦是印度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也是生育率最高的区域，除此之外，它们还是全国较为贫困、教育和医疗质量较为落后的区域。可以说，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始终困扰着印度的人口和经济结构。
除此之外，右翼印度教团体也一直将人口作为一项政治问题来对待。面对“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局面，右翼组织“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va Hindu Parishad）前*普拉温·脱加迪亚 （Pravin Togadia）近来表示，“人口问题是一枚炸弹”。他看上去是在谈人口过剩，但在印度语境下，他其实是在暗示非印度教徒生育过多，并要求政府管控后者的生育。可以想象，一旦在最新人口普查数据中发现其他少数族群——如部落民、穆斯林、基督徒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印度教徒，必然会引发新的口角乃至族群冲突。
“我们一方面过度强调了人口过剩，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过度强调了人口红利的潜能？我们也许更应强调能够促进教育发展和就业的经济政策。”人口学家德赛如此总结。
如今回看，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印度“经济改革之父”贾格迪什·帕戈瓦蒂关于“到底要不要单纯强调发展”的长期论战仍有意义。
在帕戈瓦蒂看来，不论如何，只要发展就能创造社会福利。阿马蒂亚则在论证“人口问题的症结”时指出：“人口问题当然重要，但这既不是因为人口自然增长影响了食物供应，也不是因为会有世界末日……随着教育机会变多（尤其是女性教育）、死亡率降低（尤其是儿童死亡率）、经济保障改善（尤其是老年）以及妇女更多参与就业和政治行动，可以预期，出生率会快速下降。”
印度比哈尔邦的一处医院，刚刚做完绝育手术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