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生日是7月1日，为何直到57年后才考证出真正的建党日期？
一大场景
1941年夏，六月流火，地处黄土高原的延安更是炎热耐。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处于全国抗日大本营的延安正在展开一场重要讨论。
*和他的战友们挤在窑洞里开会，这一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决定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但“一大”召开的具体日子是在哪天呢？由于已经过去了20年，*已经记不清具体日期，他只记得是“放暑假，天很热”，就去问董必武，因为在所有的“一大”代表中，只有他们两人在延安。
但董老也无法确实说出具体日期，但他肯定是1921年的7月。
经过讨论，就把每年的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这一天就被当成建党节。
次月（即7月）1日，延安出版《解放日报》，用一个整版刊登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并发表了很多*的纪念文章。
多年之后，新中国成立，在当年的7月1日，*发表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有一段重要文字：“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二十八年了。”
一年之后，胡乔木发表文章《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说7月1日是党的生日：“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建党日期并非7月1日。
一大会址
开会惊魂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当年这里属西门区，后来属卢湾区，现属黄浦）。
这里在当时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以石为框，箍住木门，里面是经典的江南两三层小楼，或者类似四合院，形形色色的人们挤住在里面——以石箍门，应该叫“石箍门”，但宁波话以“库”为“箍”，所以就叫石库门了——宁波人和上海土著的关系，基本就是血和肉的关系。
这是一幢沿街的石库门，一楼是起居室，二楼住人，房子很新，去年刚刚竣工的，主人是一个叫李书城的同盟会员，但人当时在日本，房子由他的弟弟李汉俊住着。
23日这一天，房子里集聚了不少人，差不多有十五、六个，大部分像是读过书的，大的有四、五十岁，小的还不到二十岁，甚至还有两个洋人。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互相闻名而并没有见过面，在一阵吵吵闹闹中坐了下来，开始开会。虽然叫开会，但会议主题、会议议程、会议目的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文件，以讨论为主。所以其中就有一些争论，甚至有时候会吵起来。
过路的人常常听到房子里爆发的争吵，嗓门最大的是那个苏俄人，他经常情绪激动地大声咆哮，引得有事的路人驻足往楼上张望。
没有人知道，包括当时参会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做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
青年*
参加一大的共有7个党小组代表：
湖南代表：*和何叔衡；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山东代表：王烬美和邓恩铭；北京代表：张国焘和刘仁静（都是北大学生）；湖北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
上述代表共12人，另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以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参加会议的所有人中，年龄最大的是湖南代表何叔衡，45岁；年龄最小的北大学生刘仁静，年仅19岁——他也是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个离世的，他于1987年8月5日在北京因车祸去世。两个外国人中，一个是尼克尔斯基，是苏联人，另一个是一个英国记者马林，隶属于上海《东方经济学家》杂志。
这其中，要重点说说马林。
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但马林并非英国人，而是荷兰人，他也不是什么记者，而是代表第三国际的革命家。因此，他在春节从欧洲动身到中国的路上，就被各国“重点照顾”，他的伪装身份早已被各国掌握，并通告了中国方面。如果不是中国方面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予重视，马林早吃上牢饭了。
但中国上海的工部局必须得秀秀存在感，他们一直对马林保持近距离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