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
在旧上海的报纸中，有两家报纸都报导了这桩血案，其中《新闻报》的标题是《大东旅行内发生谋*案》，《申报》的标题则是《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少妇》，在提及本案的发生时间时，异口同声说是7月31日。
这已经很明确了，7月31日凌晨发生孔阿琴被*案，头一天即7月30日是代表们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天会议，因为陌生人的闯入就改到嘉兴南湖了，接下来需要确定的就是往前推。
学者们看到了一篇来自俄国的珍贵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有这样的内容：“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假定这份资料说的是对的，那从7月23日开幕，到7月30日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再转战嘉兴南湖红船，能对得上吗？
结合各种资料，特别是当事人回忆，如果会议是7月23日开幕，前两天整理资料、起草文件，之后的会议用了6天，在上海共8天，直到7月30日法租界巡捕闯入，马林宣布休会，次日凌晨即7月31日孔阿琴在大东旅社被*……
安全对上了！
到此，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终于被弄清楚了。
一大会址
除了开会的具体日期外，还有开会地点和参会人数，也是费了些周折才弄清楚的开会地点也曾是个难题，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大上海经历了沧海桑田，变化巨大，不管是*还是董必武，都对上海不是特别熟悉，因此，会议地点也曾是个难题。
不过，这个难题早在50年代就被破解了，这和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有直接的关系。
1959年，为迎接建党30周年，当时的上海市委决定寻找当年的一大会址，陈老总对此事特别关注，专门成立了一个地址寻访小组来负责此事。他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找到了当事人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在她的帮助下确定了会议地址，经*和董必武确认之后，会址一事得到圆满解决。
由于一大召开时的特殊性，没有留下书面的会议资料，这对以后的史料搜集留下了不少难题，其中一个难题就是与会代表是到底是多少人？是12人还是13人？
最终代表人数确定在13人，其中包惠僧比较特殊，因为他并非是哪个省的代表，而是陈独秀的个人代表。包惠曾是革命早期的重要人物，曾在大革命中继*之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脱离革命阵营，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澳门回归祖国，1979年病逝于北京。
最后说一下那个惹了祸但又当机立断中止会议的荷兰人马林，他其实对一大的召开有着非常大的贡献，连代表们的每人100元路费都是他从第三国际筹措的的，一大是他推动召开的，会议是他主持的，最初纲领是他起草的（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很多革命家对马林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三国际革命家罗易对他的评价是“是一个典型的荷兰人，胖得有点虚软，牛奶吃得不少，营养状况良好，面如满月，白里透红”，*对他的评价很简短：“精力旺盛，能说会道”，所说列宁对马林也相当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