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铜像
会议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开着，到30日，马林再次出现在会场，这一次，他明确地提出了几个原则：首先，中共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在路线上和组织上都必须服从国际的领导。
正在开会的时候，一个人突然闯了进来，李汉俊问他找谁，他说要找什么王主席，四处张望了一下，又说找错地方了，又慌慌张张退了出去。
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马上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他本能地认为这个可疑人物就是上海当地的“包打听”（线人），立即宣布中止会议，所有代表立即疏散，只有李汉俊因为是房东的弟弟走不了，由陈公博留下来陪他聊天。
果然，不一会儿法国巡捕带人前来会场搜查，还询问他们是否从日本回来（怀疑他们是日本归国的激进分子），最终什么也没查到，不了了之。
马林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贸然闯入的人确实是巡捕的人“包打听”，也就是巡捕房侦探程子卿。
这样一搅和，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李达的夫人是浙江嘉兴桐乡乌镇人，就安排大家乘火车到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继续开会，就在这条画舫上最终完成了一大，中国共产党就此诞生——这条画舫就是著名的南湖红船，如果你现在去南湖，还可以看到它的复制品。
嘉兴南湖红船
一大的参加者，包括列席者，分别有不同的命运。
先说两个外国人：马林的祖国荷兰在二战中沦于德国铁蹄，马林坚持抗战，不幸被捕，于1942年慷慨就义；尼克尔斯基后来在1938年因误判为间谍罪被冤*。
王烬美、邓恩铭、陈潭秋和何叔衡4位前辈，或因积劳成疾去世，或因为革命牺牲，都没有看到新中国的太阳。
刘仁静、李达、李汉俊不久离开了革命队伍。
而张国焘、周佛海和陈公博则走到了历史的对立面，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1987年8月5日早晨6点左右，一名须发皆白的老翁手提木剑，准备去马路对面的北师大练剑，不幸在过马路时被一辆公交车撞倒，倒在血泊之中。这位死于车祸的老者，就是当年北大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中共一大参加者刘仁静。
他既是当年最小的一大代表，也是最后离世的一大代表，至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全部离开人世。
会议最后一天转至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
根据谢觉哉的回忆，一大不可能在7月1日召开时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距离一大召开已经过了57年，会议到底是哪天召开的都没有定论。
有一天，一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们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看到了谢觉哉老人的一篇日记，这篇日记写于1921年6月29日，上面有这样的文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之招。1921年6月29日特记。”——谢老为何用了5个圆圈？因为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不能直说，这5个圆圈是“共产主义者”的意思。
因为何、毛二人是从长沙出发去上海的，而且，他们也并不是乘飞机或高铁到上海，而是乘轮船顺江东下——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可能乘船从长沙到上海，按当时轮船的速度，到达上海最快也得是7月4日以后。再结合其他代表的到沪时间，只有张国焘、王烬美和邓恩铭3人是在7月1日就到达上海的，其他人都在途中，所以会议在7月1日召开是不可能的。
1952年，谢老曾回忆过：“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刻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日记和谢老后来的回忆对上了号，这说明，7月1日不可能是一大召开的日子，因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党的生日。
那么，一大真正的召开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和董必武在开国大典上
弄清此事原委的关键是陈公博。
陈公博参加了一大，也算是党的创始人，但他不久就背离了革命，抗日战争期间追随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汪精卫死后，陈公博顶替汪逆成为中国头号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死刑。
陈公博死前一年，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起名《寒风集》，在这本书里，记述了另外一桩恐怖的命案。
就在那天法租界巡捕程子卿“误闯”会场之后，晚上陈公博和他的新婚夫人回到大东旅社休息，到天刚放亮时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和一声呼叫，后来看报才知道原因：“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
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陈公博写明了这桩血案的具体日期：“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这篇文章发表于《新青年》第九卷第3号，名字叫《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陈公博的好友、一起参加了会议的周佛海也有回忆文章提及此事，不过没有讲到具体日期。
根据这一线索，历史学者们灵机一动，既然是命案，上海当地的报纸没有理由不报导啊！于是，他们去查当年的老报纸，结果，谜底还真让他们给揭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