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下：因为这些细节，安藤就把8个月大的女儿扔水里淹死了？」
——难免有人会这样问。
的确，故事里的安藤，距离「完全可怜的标准受害人」很远。
此外，她的丈夫可能与她不睦，但从世俗面而观，却也不是恣意谩骂、恶意欺凌之人；
婆婆固然观念古板，却也知道时代变了，谨小慎微地用自己的步调去配合媳妇；
母亲说话不中听，却也对女儿厌恶自己一事大受打击，不明白做错了什么，只好小心翼翼地互动。
或许安藤的确在承受压力，但这些压力真的足以为她的罪名开脱吗？
从这些角度看，观众会游移，在可怜女主的同时，又觉得她太敏感甚至太矫情。
事实上，法律之外的人文探讨，及女主可怜之余的可恨，都跟角田光代用「溺婴案」做故事开端一样，不过是障眼法。
角田光代真正想做的并非去控诉，而是要还原女性被生活渐渐逼疯的过程。
里沙子在短短十天的陪审内，从自认幸福，到意会出周遭无所不在的小恶意，继而进入疑神疑鬼的状态——她所承受的，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间承受的负荷。
得承认，角田光代的这种暧昧和模糊，确实容易令批判显得没重心。
但这也正是她的高明之处。
类似安藤这种「不够受害的受害者」定位，与女儿、丈夫和婆婆等人那种「不够罪恶的嫌疑人」情况，不正是一般人常见的处境？
小心说话，却还是被对方误解了意思；想控诉，又担心自己是不是小题大做；自觉委屈，又怀疑起自己是不是太敏感；要求助，又觉得根本没严重到这种地步——
其实我们要的只是小小的同理与肯定，却很难得到，而后便被逼入绝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