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朝景泰8年，景帝朱祁钰病重，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张軏等人趁机发动“夺门之变”拥立太上皇朱祁镇复位，而此时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他在做什么呢？他是朱祁钰的拥立者，夺门之变虽然发生地很迅速，但是他真的一无所知吗？复盘整个事件时，却发现“夺门之变”发生之前，于谦是知道这场密谋行动的，他虽然没有亲自参与，但却是这场行动中最重要的角色，而且是朱祁镇成功复位的“最大功臣”。
夺门之变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政变行动，整个政变从景泰8年正月十六日四更到十七日天明，前后也就几个小时的时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张軏等人带领士兵砸坏南宫门，拥立朱祁镇复位，一个如此大的政变，作为明代宗的心腹、兵部尚书的于谦，在整晚都像失踪了一样，那他当时在做什么呢？
《明史·于谦传》记载：“谦自值也先之变，誓不与贼俱生。尝留宿直庐，不还私第”。
《西湖游览志馀》也说：“少保公当国时，往往宿朝房，不归私第属”
这两段记载都说明于谦是一个敬业的人，经常在朝廷中值班留守，昼夜不回家。而夺门之变发生的背景就是景泰帝病重，国家继承者出现了空缺，而引发了石亨等人为了邀功请赏，而拥立太上皇复位，那么此时作为国家重臣的于谦，最大的可能是留在朝廷处理公务。于谦作为兵部尚书，他留守兵部，难道不知道当晚会有政变吗？
于谦其实早已知晓当晚会有行动根据谈迁在《国榷》当中的记载：“天顺元年正月，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夺门之谋，懵然不少闻，何贵本兵哉？或闻之仓卒不及发耳。”
《西湖游览志馀》记载，“景皇帝大渐，石亨等谋拥南内，府尹公知其谋，奔扣告变，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
从这两段记录来看，于谦其实已经提前得到风声，而且他的儿子还特意告知他当晚会发生政变，而于谦对于此事，却很淡定，一副置身事外的架势。
于谦既然提前知道政变消息，为何无动于衷于谦性格耿直，说话直言不讳，在朝中得罪了许多人，而且也经常受到弹劾，而他却能平安无事，这一切都仰仗于明代宗朱祁钰对他的信任，可以说朱祁钰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朱祁钰也算是一代英主，即得知道主子有难，于谦为何不救主，反而默认石亨等人的行动，变相帮助朱祁镇复位呢？
古代忠臣分两种，一种忠于君，一种忠于国。忠于君的人如诸葛亮，只要是主子交代的事情，鞠躬尽瘁、呕心泣血也要完成；而忠于国的人，就不同了，他们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定、天下的太平，凡事从大局着眼，可以为了大局而牺牲小我，而于谦就属于后者，他要的是国家的安定，至于谁是皇帝，他并不在意，只要国家稳定，换谁当皇帝对他来讲都一样。就如同“土木堡之变”发生时，国内无主，于谦主张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号令天下，挽救大明帝国。面对瓦剌人的威胁时，他愿意牺牲皇帝的命，而换天下太平。
当于谦选择支持立朱祁钰为帝时，他已经选择了站在朱祁镇的对立面了，而当朱祁镇安全回国后，他的地位就非常的尴尬了，朱祁钰明显是不希望哥哥朱祁镇回国的，而此时于谦又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从于谦的角度看，他是不希望朱祁镇重回帝位的。
作为兵部尚书，又留守在兵部办事处的于谦，他总督军务，而且提前知晓当晚会有行动，他若要集结军队镇压，简直易如反掌，但于谦为何没有这么做呢？
其实从他的《石灰吟》就能看出于谦的性格，也能理解他为什么选择支持朱祁镇了。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的”忠“是忠于国，他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他的心始终是对公不对私，他知道朱祁镇复位，他必死无疑，但他为了社稷江山，他视死如归，正如他的诗一样“粉身碎骨浑不怕”。士大夫的气节，在他身上体现得酣畅淋漓。毕竟当时，代宗朱祁钰已经病重，而又不愿意立太子，而当时朱祁镇年富力强，虽然他复位会对于谦不利，但是对社稷和百姓是有利，所以于谦愿意用自己一命换天下安定。
朱祁镇复位后，果然对于谦实行了打击报复，但朱祁镇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些罪名其实是强加给于谦的。若说“夺门之变”首功是石亨等人，但是其实这场政变能成功，最大的助力者应该是于谦，若不是他的默认，不阻止，这场政变恐怕早已是胎死腹中了，而且于谦明知他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同样选择了牺牲小我，而成全这个国家的稳定。与石亨等人”可邀功赏“的小人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与岳飞、张煌言全称“西湖三杰”，时代可能给你一时的冤屈，但后世定会给予公正的评价。
参考资料：《国榷》--谈迁
《西湖游览志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