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到1963年是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我人生的三年磨难时期。
1960年9月，在“唯成分论”的影响下，我受到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处理的牵连未被正规高校录取，而被分配到了江苏煤矿专科学校。这个学校集中了全省高考学生中家庭出身不好的所有考生，一个月后被宣布被调整，学生有两个选择：一是退学回家，二是就地煤矿就业。我征求了母亲的意见后决定退学回家，这样，我回家后就成为了“待业社会青年”。当年我虚年龄18岁，家里兄弟姐妹八人，我是老大，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处理，只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收入要养活我们兄弟姐妹确实是困难重重。我是老大，我不能再无所事事，我要找工作，我不能在家吃闲饭，我要为母亲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于是我就到居委去登记，要求找工作。
我和原运输队的部分兄弟姐妹合影
当年国家由于受到苏联背信弃义的影响，加上持续自然灾害，正处于连续的困难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低迷，失学、失业的人数激增，所以要想找一个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不久，街道的劳动调配站通知我到锡惠运输队报到，这总算也是一个工作啊，万般无奈之下我就去报到。这其实就是做搬运工，是一个重体力劳动的活，而我虚年龄18岁，个子又十分矮小，能够扛下这个活吗？考虑到家庭的实际困难，我决心硬硬头皮去尝试一下。
派给我的第一个活是我和另一位女同志给老虎灶从船上卸运一船废木料，这些废木料大大小小，非常难弄。这是我出世以来第一次做搬运工，我们用一个大筐抬运，第一，我真是“肩不能扛”，第二，从船上到岸上要走一段跳板，摇摇晃晃，颤颤悠悠，第三，周围不少人投来各种的眼光，是同情？是嘲笑？是幸灾乐祸？总之非常复杂。那个和我搭档的女同志也受到我的拖累，我在前扛，她在后扛，我们跌跌冲冲花了整整四个小时，终于完成了我搬运工生涯的“首秀”，每人分得一元钱。回到家里，我把这一元钱交给了母亲，母亲看着我红肿的肩膀流下了滚滚的泪水。
每天，我都要到劳动调配站站长陈耀中的家里去等候派工。陈耀中原先是惠山娘娘庙的庙祝，算是“无产阶级”，虽然没有文化，但权力很大，负责运输队的派工，最关键的是他手里掌握着“补差粮”，当年粮食属于计划定量供应，普通居民一个月定量是24斤，但搬运工种一个月可以有38斤定量，这14斤的差额就掌握在陈耀中的手上，他只要在“转移单”上填上你的名字，你每月就能多14斤的粮食计划，所以尽管他没有文化、人又猥琐，但人们只能是对他曲意逢迎。
运输队组建以后人员一天天增加，基本上都是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待业青年，有李荣根、孟洪生、李魁仁、闻森林，女青年有陆婉珍、周林仙、刘琴娣、叶琴娣等。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干，卸建筑材料，黄沙、水泥、石料，卸粮食，大米、面粉、山芋干等，我也曾经到市政公司拉过柏油，梁溪路的柏油路面就是在那个时期才铺设的，从而认识了韦裕初、徐加法、董高德等人，后来这些人居然和我一起来到了一个农场、一个队。这两年虽然很苦、流血流汗，但收入倒是不少，每一个月能够挣到七、八十元钱，每个月我交给母亲六十元钱，其余的用来买山芋、玉米吃，青年时期本身饭量大，加上重体力劳动，又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肚子里缺少油水，不额外补充一些粮食干不动活。我的家庭由于有了我的劳动收入，减轻了我母亲的经济压力，全家得以度过那一段困难时期。
有一段时间，队里分配我和李荣根、孟洪生三人为惠山煤球店到顾桥下煤球厂用板车拉运煤球，三个人三辆板车，每天运一吨，平均每辆车装670斤的煤球。这一路最大的难点是在上吴桥，桥北坡度很大，把700多斤重的板车拉到桥上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真是很大，我们就轮流帮推，把三辆车一辆一辆推上桥。到了桥上以后，下南坡更是难，冲坡的力度大、速度快，没有一点脚力是很难控制住板车的。有一天果然就出事了，在冲坡时孟洪生由于脚劲差，脚步跟不上板车的速度，所以就控制不住快速下坡的板车，车翻了，人摔了，车子的把手也断掉了，煤球翻了一地，还好人只是有一些小伤没有生命危险，我们坐在新民戏馆门前，满头大汗，不知所措，孟洪生躺在地上*，旁边围观的人也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歇了一会，我们先把散落一地的煤球收拾起来，好的归好的，坏的归坏的，然后，我和李荣根先把我们的两车煤球拉回去卸好，再来拉孟洪生的板车和剩余的煤球。这一天，我们到下午两点钟才吃饭。煤球店看我们出了事又伤了人、坏了车，对损坏的煤球损失也没有提出赔偿。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层阴影，看来今后在劳动中还是要注意安全。
我们运输队还有一种叫点工，就是派到企业担任运输工作，以一天八小时计算。当时我已经19岁，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锻炼已经是身强力壮，属于一等强劳力，每一天的工资是3.50元，上交队里5毛钱，自己净收入三元。收入不错，但一天八小时忙个不停，不像做计件做好就可以回家。1962年的春节过后我就被派到江南药厂做点工，主要是运输厂里需要的原材料。有时用老虎车运柴油桶装的液体原料，那个时候有一种原料叫糠油，可以代替食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板头打开柴油桶的盖子，用手指蘸一点尝尝，但是绝对不敢偷。有时也会运一些化工原材料，如硫酸等等。有一次在运硫酸时，我出事了。那一次，我们奉命随船到位于大公桥外南长街的一处危险品仓库运一船硫酸，硫酸是用陶瓷罐装的，一罐约50公斤。运这种罐装的原材料我们有一种专用的工具，就是一种铁制的夹子，夹住陶瓷罐的罐口，用扁担抬，我们一般是一次抬两罐。这个危险品仓库是一处废弃的民房，破旧不堪，曲折复杂。我是前杠，孟洪生是后杠。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临结束时我们抬了两罐硫酸，出房间门的时候因为后面的一罐夹子长了一些，所以这一罐硫酸就在门槛上带了一下，然后复位时就和前面一罐发生了碰撞，“砰”的一声，前面的一罐硫酸罐被撞碎了，50公斤的硫酸倾泻而出，全部泼到了我的脚上。我学过化学，知道硫酸的腐蚀性很强，我脑子迅速反应过来，立即就往河边跑去。一面跑，一面就发现我的草鞋、布袜、以及长裤的两只裤管迅速被腐蚀掉，一到河边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河里一跳，把硫酸泼到的皮肤清洗。一条长裤变成了短裤，双脚的皮肤很快就红肿了起来。后杠孟洪生倒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看到两个罐子相撞的时候就避开了，我在前杠，看不到后面。这时我也没有鞋子了只能赤脚乘坐5路公交车到七尺场第五人民医院急诊。医生看我这个情况说由于当时处理得比较及时和正确，所以伤及的深度不是太深，遂用处理烧伤的办法给我敷了药，打了青霉素，并带了一些青霉素回家。回到家里，母亲痛惜不已。厂里派了一个供销科的科长，带了一些水果来看望了我一下，厂医务室的厂医每天到我家给我注射青霉素，十天过后，伤口痊愈，我准备回去复工，可是我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再回去从事这个工作了。她说她已经同她工作的泥人一社领导讲好，今后去那里做临时工。
这样我告别了运输队的搬运工生涯，来到泥人一社做临时工。做泥人是家住惠山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从事的行业，惠山泥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后来经过合作化改造以后就成立了两个合作社，我母亲在泥人一社，她的工种是开相，就是画眼睛和眉毛，属于技术工种。我有几位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因为没有考上学校，所以也从事了做泥人这个行当。我虽然高中毕业，但毕竟没有合适的工种可以安排，所以领导让我做了包装工，就是将成品用包装纸包起来，装入竹篓，然后四周用竹条加固，是一种熟练工种。我很快就适应了这个工作，包装的速度很快，装篓也很稳妥安全，破损率很低，领导也很满意，就是收入比做搬运工要少好多。做这个工作也会出事，有一天我在用铁丝加固竹篓时，用老虎钳拉铅丝时一滑，老虎钳击中了我的门牙，当即碎了一只角，从此我的上门牙就永远缺了一角。后来又调我去浇白胚，就是用石膏粉加水调成糊状，浇入模型，等石膏固化后将成品脱模取出。这个工作有一些技术含量，就是你要将整个流程估计好，石膏固化不充分，太嫩的话成品容易破碎，造成浪费。如果固化时间估计得太长，则工效就低了，计件制就少报酬。所以要将固化时间估算得十分恰当，形成节奏，既有速度，又有质量，恰到好处。我经过了一段摸索期就渐入佳境，虽然和两位老师傅不能相比，但总算可以过关了。这个工作最怕的是冬天，因为当时已经采用乳胶模型浇制成品，每一次脱模以后乳胶模型都要在水中洗净，所以在冬天在冰冷的水中洗乳胶模型，双手冻得受不了，好在这些困难我都克服过来了。但是，终究不是一个固定工，这个阴影始终笼罩在我的头上，使我一直忐忑不安。到了1963年的10月，社会上动员待业社会青年下乡到弶港农场，说实话我当时不想去，不想去拿每个月15元的微薄工资。但是慢慢地动员的力度逐渐强硬，我是待业社会青年，是动员的重点对象，居委会干部上门动员的时候说：你要是不去的话，你母亲的工作也会被停掉，但如果你报名下去的话则你的一个弟弟可以安排正式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面前我只能从大局出发，用我一人的下乡来换得全家的安宁，所以，我就毅然的报了名。
10月22日，我们在三里桥上了船，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后来我的三弟被正式安排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