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夫妇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好赶上计划生育，又是有单位的人，只生了一个儿子。由于夫妻都有稳定的收入，没有什么重的经济负担，一家人早就进入了小康水平，上世纪九十年代每年就可以利用假期全家出去旅游了。
儿子勤奋好学，顺利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又顺利考入一部级单位，然后又找了一个北京姑娘，从此儿子在北京扎了根。儿子平时主要给单位写材料，经常加班，工作成绩也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经过几年的奋斗，和儿媳在北京买了房，还生了个孙子，职位也晋升到了处级。
美丽的北京
老杨夫妻在武汉，单位也分了房，后来武汉城市扩建，拆迁老房子后又补偿了两套房，老杨的积蓄加上退休金足够老年生活。但他俩有点恋家乡，想让儿子带着儿媳妇孙子回到武汉，全家在武汉享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幸福生活。儿子儿媳认为他们在北京有两套房（儿媳婚前有一套，婚后两人买一套），工作都比较稳定，就拒绝了回武汉发展。老杨夫妻俩每年去北京几次，和他们相聚，一家人其乐融融。
武汉每天都不一样
平凡而又幸福的生活总会被意外破坏。一天晚上，儿子加班回家在路边吃烧烤，口腔被竹签插入，拔出来后总是感觉痛。几天后去医院，经过检查后，被确诊为口腔癌。又找了几家医院检查，同样被证实为口腔癌，而且是中晚期。当时，老杨还不知情，儿子瞒着他们在医院治疗了大半年，不但没有好转，还有恶化的迹象，可能是感觉时日不多，才委婉的告诉了他们。他们先是不敢接受这个现实，四处打听治疗方案，最后还是慢慢归于平静。
在疫情来的前两年，他们唯一的儿子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他们失去了独生子。悲伤之余，看着孙子天真的眼神，心里感到一丝欣慰，还好还有孙子在。他们和孙子有天生的血缘关系，让他们有了一个感情的寄托。
孙子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为方便孙子祭拜，他们同意将儿子葬在北京。儿子走后一个月，儿媳妇告诉他们，夫妻共同财产（北京的一套房子）有一半是儿子的遗产，按照继承的法律规定，配偶父母儿子都可以分一定的份额，但儿媳妇说，她还有一套房，她把这套房子她的份额加上继承的份额都给她儿子，并欢迎二老常来北京看孙子。他们夫妻一听，儿媳大义在前，他们当即表态，这个北京的房子他们也不要，就写孙子的名字了。
他们跟孙子住了几个月后，就回武汉了。后面又买了礼物给孙子过生日，中间有事没事去北京看孙子，都是住在那房子。可是后来，儿媳慢慢对他们去北京住颇有微词，再后来就是明确说不要去打扰她的生活了，不让他们见孙子，不让他们住那房子。
气愤不过的他们经过咨询律师得知：他们没有那房子的份额，无权要求居住；即使是孙子的名字，也是由法定监护人儿媳妇行使法定代理权，也就是儿媳妇有权决定他们是否能够居住；对孙子的探望权也没有。他们夫妻一下子感觉陷入了绝望，独子失去后，又失去了唯一的孙子（只是不让见孙子，唯一的感情寄托也断了）。他们后悔没有在房产证写上他们的名字，后悔没有把儿子葬在武汉，不然每年清明还可以在孙子回武汉扫墓时得以相聚。疫情期间，他们只能待在房间一天天的默默的发呆。
东湖
现在一切为时已晚，看着东湖边上的风略过老伴的皱纹，老杨明显感觉天意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