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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年轻时就具有浪漫主义的豪侠性格和改革政治的热情。二十四岁中进士，曾任麟台正字（秘书省典司图籍的官员）和右拾遗（中书省谏官），并曾两度从军边塞。有《陈子昂集》。
陈子昂
陈子昂是唐初诗坛上著名的诗歌革新者。他反对齐梁“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形式主义诗风，提倡汉魏风骨，主张作诗要有兴寄。这对盛唐浑朴雄健诗风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他的诗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有意识地摒弃骈偶语句和华丽辞藻，内容充实：或反映人民疾苦，或揭发社会政治弊端，或感叹壮志不遂；深沉蕴藉，刚健质朴。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陈子昂随建安王武攸宜东征契丹。武攸宜无战略，前锋大败，陈子昂一再进谏，并请“分麾下万人为前驱。”不但不被采纳，反而受到降职的处分。在诗人累遭挫折、登上蓟北楼时，一时感怀燕昭王能重用贤才的历史往事，乃悲愤地写了这首诗，抒发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哀怨。诗的意境高远，感情沉郁，风格雄健。
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据卢藏用《陈氏别传》言此诗是作者“登蓟北楼，感昔乐生（毅）、燕昭王之事”而写的。由此可见诗篇首句“前不见古人”中的“古人”，主要指类似燕昭王和乐毅那样的人。战国时的燕昭王，是在齐国大破燕国之后即位的。昭王为复兴燕国，筑黄金台招贤士，于是乐毅、邹衍等人纷纷来到燕国，受到昭王的信用。而乐毅等人也不负昭王的信赖，结果帮助昭王打败齐国，使燕国复兴。像昭王那样知人善任的君主，像乐毅那样建功立业的名将，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向往的。一个渴望在当时有所作为的志士陈子昂多么希望能遇上像昭王似的君主和乐毅那样的贤臣与之共事啊！可是他却坎坷不遇，徒有满腔报国之心罢了。于是他在登台纵览祖国山河之际，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前不见古人”的慨叹！
陈子昂登幽州台
对往古人物的感叹，实际上是伤悼自己今天的不遇。由今之不遇又想到以后，自然引出“后不见来者”的感慨。意思是说即使以后有昭王、乐毅那样的圣君贤臣出现，恐怕自己早已作古见不到了。在这无限感慨之时，诗人面对祖国的山河，仰望空阔的天宇，便触景生情，很自然地产生了“念天地之悠悠”的念头：宇宙是多么无限，山河也千古长存，而人生却是那么短促，难道自己的才能抱负和为国献身的满腔热忧，就在这悠悠无尽的天宇之下，不留痕迹地付诸东流么？想到这里，一种“时不我待”的更深的悲哀向他袭来，使他完全失去了控制力，于是“独怆然而涕下”。“独”字紧承上文两个“不见”，有力地表达了他孤独不群的息想感情。而“怆然”、“涕下”则具体表现了他悲哀的深重。
登幽州台
这首诗通过登幽州台抚今追昔的感慨，深刻地表现了封建社会有理想、有抱负、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同时也间接地表露了对当时统治阶级不能选贤任能的不满。尽管由于阶级出身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诗人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实现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但那种人生短暂、时不我待、渴望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却是值得肯定的。也正因此，这篇诗作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鹅。这首诗篇既不借景抒情，也不托物言志，而是直抒胸臆。从诗句本身看，除末句“独怆然而涕下”有一定形象描绘外，其余三句都没有对客观事物作具体描写，而是感情的直接吐露。但是我们读着这首诗，再联想到诗人登上幽州台，面对雄伟壮丽的祖国山川，抚今追昔泫然下泪的神情，一个忧国忧民、刚直不阿而又生不逢时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不就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么？
陈子昂
我国幽燕之地自古以来就多慷慨悲歌之士，诗人在幽州台上所抒发的又正是慷慨悲壮的感情，这既与诗题吻合又可由此联想到诗人的宽广胸怀和不凡的抱负。诗篇真是做到了高度的概括：既有丰富的内容可以发掘，又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清人沈德潜说：“伯玉追建安之风骨，变齐梁之绮靡，寄兴无端，别有天地。”这样的评语是符合陈子昂诗歌作品的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