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盛夏，日军空袭下的大武汉，《义勇军进行曲》问世三年后，词作者田汉在黄鹤楼城壁上“导演”了一幅规模恢宏的抗战主题壁画——这一大壁画其后又湮没在血腥战尘中。
近期新出版的《国家与艺术家：黄鹤楼大壁画与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湖南美术出版社）关注这一由田汉主持，以及倪贻德、周多、王式廓、李可染等十余位现代画家集体绘制的抗战主题大壁画。这幅大壁画的创作现场，见证了全面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国家对敌宣传机构和制度的确立，反映了中国现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一个节点。
澎湃新闻特选刊本书结语部分。
1938年，黄鹤楼大壁画绘制现场
1938年，武汉，军队走过黄鹤楼大壁画局部
一
将一幅早已湮没在血腥战尘中的大壁画，设定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坐标，一个远超出我们既定认知的历史转折点；从一个时空错位的现代洋画家在政治动荡年代的挣扎与困惑，来探究美术史宏大叙事遗漏的艺术家的真实生存状态；以艺术生产和艺术家组织形态在全国总动员的急迫形势中生成的全新关系，来反思中国现代美术的重大转型，使之成为今人恢复历史惊奇感的坐标象征。
《国家与艺术家：黄鹤楼大壁画与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书影
就史料而言，原作早已不复存在，仅仅以潜伏在国内外浩瀚史料中的抗战大壁画的黑白图版的残片断影，冀望重建其历史上下文，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文最关注的，就是要围绕这一公共艺术巨制，跨越不同层面、不同区域的艺术实践，在国内政治势力的博弈权衡和与国际敌友的对抗合纵中，把握艺术家和国家之间生成的新型关系，审视由此发生的中国现代美术体制和艺术语言的丰富变化。
作为本研究的一项重要结论，笔者试图将1938年，即武汉成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枢纽，以及国家层面的政宣机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的这一年，作为考察中国现代美术史历史分期的坐标之一，而不仅仅是通常认定的1949年。
这一判断最早萌发于笔者对留日前卫美术社团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专题研究。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这群现代艺术青年，对于如何扮演一个中国的“野兽主义者”或者“超现实主义者”，推动中国的现代艺术走向世界，大都背负着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由于坚持以洋画为中心的现代艺术方案，他们并未跻身于同龄的漫画家和版画家乃至摄影师、电影人对文艺大众化的价值转向中，而是沉浸于以巴黎画派为参照的现代艺术系谱当中。
1936年初，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发生了分裂，随后其成员梁锡鸿与友人何铁华在广州主编《美术杂志》，直到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7月被迫停刊，这份杂志见证了中国洋画运动的低落阶段。它展示的是一批被边缘化的现代洋画家，在时代话语倾向现实关怀之际，充满焦躁情绪的一次集体亮相。笔者关心的是，为什么在国难当头的时局危机之下，还有这样一群人热心地自费办刊，继续推广他们所珍视的现代艺术价值观和代表人物—塞尚、毕加索、考克多、莫迪里阿尼、享乐主义、世界主义、都市文化、个人主义、落选沙龙、纯粹艺术、在野派……。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价值标尺中，虽然也不时伴随着他们对“国家”“民族”理念的认同感，但这种危急环境，并没有压抑他们对“现代绘画精神”的认同与传播。（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