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有个传统，就是当代人基本不修史，多由后代去修前代的历史。后世利用前代留存下来的官方实录等各种档案文献，由史家对这些档案文献进行提炼、考释，并根据官方的意识和史家个人的史德、史识进行取舍和分析。所以，越是久远的、未经后世加工改造的原始文献，越具有学术价值。王道士发现的这个藏经洞，有中国中古时期的各类文献6万余卷。这些文献以佛教典籍为主，此外，还有道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典籍，你说这个考古价值该是多少？
可问题是，王道士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低谷期，腐败无能的满清政权在内忧外患下苟延残喘，随着八国联军入侵，老佛爷逃出北京城，统治者保命都来不及，哪里顾得上保护什么文化？
敦煌“遗孤”
这些文物的价值到底有多大，王道士不清楚。于是，他徒步50里路，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知县不学无术，把经文视作发黄的废纸，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902年，敦煌换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王道士又向汪宗翰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队人马，亲临莫高窟察看，顺手拣走几卷经文。临别时扔下一句话：就地锁存，由王圆箓看管。
汪宗瀚把拿走的写卷和绢画送给了甘肃学台叶昌炽（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叶学台马上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立即建议甘肃省局转运省城保管，但众人一合计，光运费就需五六千两银子，于是陕甘总督以经费紧张为由，拖而未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道士仍不甘心。1906年11月13日，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一箱经卷，赶着毛驴行程800多里，奔赴肃州（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不识货，反而埋怨道士所送写本的书法还不如自己。王道士只好沮丧而归（在嘉峪关税务司有一个比利时人，回国前去看望廷栋，廷栋以王道士所送的写经数卷相赠）。
四处碰壁后，王道士的心态发生逆转。1907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泰因来到敦煌，在师爷蒋孝琬的陪同下斯泰因见到了王道士。起初，斯坦因并没有得到王道士的信任，但他给王道士编了一套他从印度来寻找唐僧遗典的谎话。从1907年5月23日下午开始，斯坦因用了6天时间，秘密地从藏经洞里挑选写本和绘画品，直到5月28日结束。最后，斯泰因以四块马蹄银的代价，买下了六千卷，装了24箱。
王道士卖经卷原因有三：他多年求助官方重视古籍，逐级上报却无人过问，致使他心灰意冷；他已完成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斯坦因说自己敬重玄奘，如何循着他的足迹，如何翻山越岭，历经险阻来到此处。王道士感动坏了，于是同意将珍稀的文物低价转卖（怕官府怪罪，只出售了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