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保罗·伯希和，早年在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兰西远东学院学习，曾多次奉命前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和文物。1905年伯希和被委任为法国中亚考察队队长，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率考察队离开巴黎，由中亚进入新疆，先调查喀什三仙洞佛教石窟，然后沿丝路北道，1908年来到敦煌，慕名找到王道士，想得到洞中剩下的经卷。王道士见县衙始终没有回音，于是又卖了一部分经卷。
1909年，出于请教的目的，伯希和向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展示了部分敦煌写本，令中国学界震惊。罗振玉旋即建议清学部给陕甘总督毛庆蕃拍发电报（1909年10月5日），将洞中剩余文物悉数收购并解运北京。
毛庆蕃令廷栋行事，廷栋行文隶州知州侯葆文，侯葆文行文敦煌县知县陈泽藩。陈泽藩接到“指示”，这才会同王道士同去清点藏经洞。1910年5月，装着剩余8000件经书共18只箱子，捆绑在6辆马车上，开始东行。途中，不断发生官员乡绅哄抢盗窃、押运人员监守自盗事件。
王圆箓并非贪利之人，只是一个云游于敦煌、栖身于下寺的小道士（让太上老君的弟子替释迦牟尼效劳，其实与我何干？）。他没有官府的一纸委任，也没有拿官府的一文俸禄，一次次主动向官府报告，不能将其和那些监守自盗、趁火打劫的政府官员归为一类。王圆箓所卖卷和布施得来的费用，在残破的佛像堆上建成了一座功德塔，取名“千佛塔”，并请廷栋撰文，并书写敦煌千佛塔记。斯坦因来了，他还搬出账本交待费用支出情况。 王道士吃亏就吃亏在文化少，他并不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造成了历史的遗憾，也是中华民族的忧伤。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陈垣曾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即日本京都）呢，还在巴黎？”学者胡适一时也答不上来。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和中国几乎同时起步，但成绩斐然，就连“敦煌学”这个词，据记载，也是1925年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首次提出的：和中国学者相比，日本人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可以在世界各国搜集相关资料；和欧美学者相比，他们汉学水平较高，在阅读汉语文献方面毫无障碍。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们全力编写的《敦煌资料》被日本学者池田温比照原卷挑出300余处错讹，有中国学者因此在课堂上落泪。1959年，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发表了小说作品《敦煌》，凭借这部作品他获得文学大奖，随着小说在世界各地的出版发行，一批又一批游人开始走上前往敦煌的旅程。这篇小说后来还拍成了电影。1979年，井上靖试图前往中国敦煌，去膜拜那处古老的遗迹。而在得知申请可能不被批准后，竟然老泪纵横，不惜在中方管理人员面前下跪请求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