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教学由线下转为线上，而老师除了当主播，还得化身“催债狂魔”——每天不定时地催缴作业。作为老师，每天雷打不动的一项工作就是打开家校本，查阅作业的提交情况。凡是提交比例不是54/54，我都会排查出一堆未交作业的名单。或许线上学习的遥遥无期，把学生的耐心消磨殆尽了，导致一小撮学生“脱颖而出”，成了不交作业的“老赖”。
并非第一次当班主任，也不是第一次接触线上教学，对于当前作业提交的情况，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但每次看到那几个不交作业的顽固分子，我总会抱着迎难而上的心态，试图感化对方：从钉钉、微信到手机，从留言、语音通话、视频到打电话，凡是能联系到学生的，我都一一尝试。
沟通一次，提交一次；一次不沟通，少提交一次，对于这种“老赖”，我其实很好奇背后的成因。难道是家长监督不到位？是学生写作业的效率太低？还是学生能力较差？对照他们的平时成绩，我发现这几个不交作业的孩子，成绩虽然不拔尖，但都不是垫底的。从能力来说，作业对他们属于“跳一跳可以够到的”；从家校配合来说，这几位学生家长虽忙于工作，但无论是配合态度、教育理念还是执行力，都是班级工作的拥趸者。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顽固分子的产生呢？
终于，在某一次催缴作业时，我忍不住发出灵魂拷问，“你能不能说说为何不交作业？到底谁耽误你写作业了？还是什么因素阻碍你提交作业了？”沉默片刻，电话那头传来真诚、稚嫩又略显底气不足的声音——“老师，大家都在家，你也不可能来家访。所以我就没写，也因此没交作业。”
“啥？你再说一遍！”我瞳孔放大，发出难以置信的语调。学生见我声调提高八度，立刻不作声。
我平复心情后，好声好气地再次询问：“你的意思是，受疫情影响，师生足不出户。老师其实拿你没办法，是这意思吧？”
“嗯。”简短有力的回复之后，又是一片寂静。
“好的，感谢你的坦诚。我的确不能把你怎么着，最多给你打电话催促一下。如果你觉得写作业完全是为了我，那估计你要失望啦！我的生活不会因为你不交作业而黯然失色，你也不会因为自己不写作业而饥寒交迫、遭受非人虐待。但希望你眼光放长远，毕竟咱俩终究要在校园相见。想一想线下见面的场景，你是不是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说完这段三分“威胁”，五分真诚，两分无可奈何的话，我就直接挂断电话。但此刻，一阵刺痛袭来，好像长期掩埋并适应地下生存的蝼蚁，突然重见日光了。当对学生的行为深入分析时，我们总想科学地、全面地剖析各种因素，试图从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家庭氛围、亲子关系等角度挖掘各种理由来解释学生的行为，却忘了最主要的因素——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愿意做时，那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学生不愿做时，通罗马的条条大路在其看来也是九九八十一难。对学生而言，老师、家长习惯性地询问“听课没？”“作业写完没？”“知识掌握没？”，但很少听到“喜不喜欢？”“愿不愿意？”这样发自内心的关心。
站在老师的立场上，学生的神回复对我有几点启发：
第一，尽职尽责但不要上头。这句话看似前后矛盾，其实是老师的一种自我调节。教育工作者都知道，同一年龄段、同一年级、乃至同一班级的学生，差异大到离谱。作为老师，我们必然会全力以赴，从教书和育人两方面着手，帮助高追求者实现梦想，引导有潜力者激发可能，推动学困生迈向新台阶。但如果有学生彻底摆烂，不愿配合、拒绝配合、放弃自我，那老师在尽力的同时，也只能放平心态。
第二，允许学生说真话。带完第一届毕业生，我好像经历了为人父母的那种心境——随他们之喜而喜，随他们之忧而忧。这种经历让我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父母”的习性——喜欢摆道理、习惯说教、强调说一不二的独断专权。现在与学生交流，我能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说完，也能心平气和地接收天马行空的观点或建议。或许是自己的心态在变化，我开始允许学生做自己，允许学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允许学生犯错，允许学生偷懒。对于问题的出现，我现在很少私下找学生谈话，而是选择坦诚地把问题呈现在课堂上，不遮掩、不搪塞、不敷衍，引导学生说真话、想策略，让学生真正成为班级的主人。
把学生当人对待，尊重学生的人性。当我把这句话打出来时，不自觉地发笑，我在干嘛？胡言乱语吗？只能说，话糙理不糙。疫情之下，迟到、旷课、不交作业等现象比比皆是，我每次在家长群提醒时，总会在心里默默感慨一句，两个家长管一个孩子，真的管不住吗？后来在与家人沟通时，发现上幼儿园的小外甥天天好动，顽皮程度远超我班学生。而家人面对这样的小外甥，充满了理解、包容、甚至是欣赏。而我，则永远站在老师立场上，带着充满批判的眼神，毫无人情可言。我想，这可能也是家校沟通不顺畅的原因之一。平心而论，封控在家的老师，也无法做到按时起床、到点打卡、准时提交作业。因此，对于活泼好动的青少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一分欣赏的视角、多一丝包容的心态、多几成耐心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