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姓什么时候消失的,姬姓后代现在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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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这个字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此后，中国先秦文献里关于“羌”或“氐羌”的记载很少，而且含意不明确。到了汉代，被当时中国人称为羌的河湟地区土著，曾与汉帝国发生长期血腥的冲突。此时中国文献中才对“羌”这个人群有深人而丰富的记载。

在商代甲骨文中，羌字从字形看来，它由“羊”、“人”两个部分构成。甲骨学者大多将此字释为“羌”。在甲骨文中，商人称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为羌方，称那儿的人为羌。甲骨学者曾试图考据羌方或羌人所在。由与羌有关的方国位置关系，陈梦家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山西南部与河南。

李学勤考据商王田猎区域地理，也认为羌方在山西南部或更西的地方。白川静得到类似的结论，他认为羌在河南西部的平原与丘陵相交的地方。岛邦男则认为羌与羌方在陕西东北沿黄河的地方。虽然学者们的意见有些出入，但基本上他们都认为羌在殷的西方，地理位置大约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由于甲骨文中的羌地理分布广，学者们也指出“羌”可能被商人用作西方非我族类的通称。

许多卜辞内容都说明，在商人眼中羌是相当有敌意的西方人群。

卜辞中记录商或其属国与羌之间的战争，有时战争规模相当大。有一次，商王曾派遣五族的军队，另一回在战场上用了1万名战士。另一些卜辞，则记载被俘的羌人如何在商人的祖先祭祀中如牛羊般被宰*，成为宗教仪式中的牺牲。甲骨卜辞还显示，有一些羌人战俘成为商人的奴隶。显然，在商人眼里羌人不仅是敌人，也是可以被视为“非人”的异族。

殷代的“羌”，应是商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人群的自称族号。理由是，首先，羌有时也形如一个被绳子系颈的羌人。这是一个带有污蔑意味的称号，不应是某人群的自称。其次，在周人克商之后“羌”在历史文献上消失了数百年，这也证明“羌”只是商人的异族概念与称号。

再者，共同的自称族号是一个族群形成的标志之一。如果我们相信甲骨学者所言，“羌”分布在广大的西方，那么由当时人群的沟通与相应的社会结群发展程度看来，很难相信当时已存在一自称“羌”的广大族群。

羌字由羊、人构成，很可能当时在商人之西有些人群，他们之所以被商人称为羌(羊人)，或因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上羊有特殊重要性，或因他们像羊一样地被用为祭祀中的牺牲。但最有可能的是，如前所言，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农业边缘地区人群普遍以养羊取代养猪，并减少农业活动，这个经济生态上的变化让以种植为生的人群印象深刻，因此以“羌”来称他们。总之，羌原来不是一群人的自称，在汉代之后直到现代，只有接受汉人给予“羌人”之称的人群，才自称“羌”或“羌族"。

公元前11世纪，周人结合西方各族群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与其盟友逐渐东方化，他们继承了许多商人的文化以及书写传统。西周时留下的直接史料，最丰富的便是西周金文。在西周金文中，“羌”字非常罕见，更无被用作人群称号的例子。有些先秦文献，如《尚书》、《诗经》、《逸周书》、《易经》、《左传》与《国语》等，其中部分材料被认为成于西周，或反映西周时的情况。在这些早期文献资料里，羌只出现在《尚书·牧誓》、《诗经·商颂》与《逸周书·王会》之中。

《尚书·牧誓》是一篇武王誓师伐纣的文告，在此文告中，羌为周人阵营中的八个“异族”之一(其余为庸、蜀、缘、微、卢、彭、濮)。本篇文辞浅易，有些用语又是战国时才有的用法，因此许多学者皆指出《牧誓》为战国时人述古之作。在这篇文告中包括羌的所谓“牧誓八族”大多不见于金文，而见于战国文献之中，也说明这不是商末的作品。

《诗经·商颂》中关于羌的内容为：“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韩诗》与《史记》都称《商颂》是宋国贵族正考父所作，以颂美宋襄公之词。白川静、王国维对此都有考证而同意此说。值得注意的是，这儿所称的远方异族为“氐羌”而非“羌”，在《逸周书·王会》中出现的也是“氐羌”。在商代甲骨辞例中，常出现有(以羌)，意思是掳获或征发羌人。

由字形看来，先秦文献中的“氐羌”很可能便是甲骨文中的“以羌”，只是意义有了变化。宋为商人后裔的封国，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商颂》作者仍可以看到祖先传下来的文献，但他们已不清楚“以羌”的真正意思，而将它当作一个异族称号。总之，在西周时并没有一个当时存在的族群被称做“羌”。

虽然西周时没有称为羌的民族，但是姬姓周人的亲密战友兼姻亲姜姓之族，却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羌人的一支。其原因为：首先，在字形与字音上羌与姜有密切的关联。其次，羌人与姜姓都是住在西方与商人敌对的人群。第三，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后汉书·西羌传》。这篇文献记载，汉代河湟西羌是“姜姓之别”。根据这篇文献，西周时的戎人也是羌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