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说法，很值得怀疑。首先，在先秦文献与金文中，“羌”与“姜”从来不相混淆。其次，虽然姜姓族与羌都是商人的西方敌人，但他们的地位不同：羌是可以被用为牺牲的人群，而姜姓之族与姬姓周人都是渭水流域的重要氏族。姬姓周人曾受商人之封，为商政治圈的一员，因此他们的姻亲与盟友应不至于被当作野蛮的非人类看待。
再者，姜姓之族的分布主要在渭水流域的中游，由宝鸡到西安一带。如果甲骨学者的考证可靠，那么羌或羌方的分布与位置是在商人与姜姓族的中间。关于戎与西羌的关联，《后汉书·西羌传》中说得更是模糊而牵强。
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四裔传成为中国正史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四裔传的内容，主要是对华夏边缘族群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及当代该族群与中国的往来关系作民族志式的描述，有时亦包括同一地区民族活动的传说与历史性记载。
譬如，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首先记载：匈奴其先祖为夏后氏之苗裔。其次，他叙述匈奴的风俗，而后又用相当长的篇幅叙述戎翟的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宣称戎狄与匈奴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似乎他只是将匈奴之前北方及西北的民族活动，置于可能有关的匈奴列传之中。
事实上，河湟羌族与“戎”在文化上、社会结构上、经济生态上有相当大的差别。河湟羌族直到西汉前期还与中国无甚关联，而诸戎则相当受华夏文化的影响。河湟羌族是游牧人群；戎相当依赖蓄养动物，但春秋时的戎人并非游牧人群。河涅羌族为了适应游牧生活，早已发展出由大小豪酋统治的分裂性社会结构；各个戎的群体，则统于单一的领袖。
《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似乎也注意到，春秋时陆浑、蛮氏戎的领袖自称“子”(华夏封建国的爵号之一)，以及战国时大荔、义渠戎的领袖也自称“王”，这与西羌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他以“(戎)余众皆反旧为酋豪”来做解释。事实上，分裂性结构是许多游牧社会的特色，这与当地的经济生态与人群亲属关系都有密切的关联，并不是轻易可以变来变去的。
4、战国时候的氐羌春秋战国时期，陇山以东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随着秦人的华夏化，他们也成了华夏的一部分。就在这时，““氐羌”出现在中国文献之中。在写成于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中，也有关于一个远方异族“氐羌”的记载：他们被掳后不担心被关进牢里，只担心死了尸体得不到火葬。同书中另一个记载则说，西方有些“无君”(不统于国君)的人群，其中之一便是“氐羌”。有火葬习俗的氐羌，也见于《荀子》一书中。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墨子》之书中，但这个火葬人群被认为是在秦之西的义渠，而非氐羌。《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在此氐羌又成为一个人名。
在战国时氏羌或出现在思想家们的著作中，或出现在记载一些虚构的、神话式的地理、人群与物产的作品中，主要指传说中的某西方异族。因此，当时“氐羌”不是某一族群的自称，亦非华夏对某一常有接触的异族人群的称号。
战国时期的东方华夏对于秦以西的世界认识极少。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用了太多的力量来成为华夏，并与东方诸夏争雄。相对的，他们在西方的进展很慢。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了天水一带的冀戎与邽戎，将这儿变成秦的郡县。过了三百年之后(公元前4世纪)，秦人才灭了獂戎，将势力推进到渭水上游，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陇西县一带。
到了公元前272年，秦国才征服义渠戎，将洮河、大夏河流域纳入其势力范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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