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柴尔德引进的植物 （《食物探险者》内页图）
但是，费尔柴尔德的毕生功绩依然亮眼：从智利引进了牛油果，从埃及引进了埃及棉，在德国找到了塞姆施啤酒花，又从奥匈帝国带回了羽衣甘蓝，从西贡引进了芒果和山竹等多种热带水果。
时代潮流强化美国人民对新作物的热衷态度，博览会功不可没。1901年时，欧洲的农业发展速度急剧减缓。自19世纪70年代起，蒸汽轮船开始游弋于大洋两岸，通往欧洲的新航线不断开辟，海外的粮食、水果、肉类源源不断涌进欧洲，欧洲的农产品价格连年下降，特别是冷藏船问世，欧洲农产品已无力与新兴市场竞争。
而且，欧洲国家众多，面积狭小，法律各异，不仅缺少适宜的土地尝试新作物，也没有统一的规则来唤起种植新作物的热情。
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大约有3000英里，气候又极具多样性—缅因州的山地冬季寒冷，格兰德河两岸夏季酷热，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加之立国日短，朝气蓬勃，有良好的协调性和好奇心接受纷至沓来的“洋作物”。
美国蒙大拿州的一处农庄
同时，美国政坛从未小觑农业这“立国之本”。过去，美国总统竞选全赖“食物”拉票。联邦政府送给选民的，是装在小信封里的玉米、小麦、大麦种子。议员们把信封塞进口袋，回到选区后，一一交给相关选民，同时眨眼示意。19世纪80年代，时任农业部专员的威廉·勒迪克就写信给海斯总统，说“人们都承认农业部发放种子功德无量”。当然，如果议员递过来的信封鼓鼓，选民们也乐于投他一票。
20世纪的第一年，美国的发展速度简直脱胎换骨，从华尔兹的节奏变成伦巴的节奏了。1900年1月1日之后，美国的杂货店和宾馆都装上了投币公用电话；电影制作人拥进加利福尼亚一个名为好莱坞的小镇；华盛顿纪念碑安装了电梯，时速1英里，5分钟就可升到碑顶—象征着美国刻不容缓、奋发向上的昂扬斗志。
农业部也一改“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的自由放任态度。费尔柴尔德再入农业部，主管“种子暨植物引进办公室”，有人去国外探寻作物，有人在华盛顿接收、培育，若确有培育价值，再向全国推广，形成“一条龙”服务。
几乎所有的外来作物，都是在费尔柴尔德的监管下进入美国的。来自安第斯山脉的紫花苜蓿，拓展了美国紫花苜蓿的种植范围。来自中东的海枣树，当年就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和亚利桑那结出5吨果实。佛罗里达的芒果产业，从零起步，成了行业龙头。而无籽柿子、新品种樱桃、石榴、野梨、耐寒柑橘还在陆续跨入海关。
（两名工作人员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一个室内垂直农场工作。AeroFarms垂直农场是美国最早开展城市室内垂直农业生产的农场之一。该农场利用LED照明、气栽法（让植物在富含营养的气雾中生长）、气候控制等技术，使蔬菜无需阳光、土壤和农药就可长成。这种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可大大减轻恶劣气候和城市环境对健康绿色食品的影响）
费尔柴尔德的一生恰逢其时。在他出生时，美国的农业风情画还是一张白纸，到他去世，这幅画已经异彩纷呈：黄色是亚洲内陆的油桃和柠檬，红色是蒙古血橙，绿色是中美洲牛油果和高加索葡萄，紫色是中东的海枣、葡萄干和茄子。为此，费尔柴尔德饱经磨难，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还被外国政府视为“间谍”。
等到20世纪中叶，总统杜鲁门上任时，大量引进北美的海外农作物郁郁葱葱，世界上最具优势的农业体系已经建成。
不愿领情费尔柴尔德的传奇生涯，在丹尼尔·斯通的传记《食物探险者》里，被视为美国人无尽好奇心和雄厚国力的最佳象征。一般人也会觉得，无非是跋山涉水，运回几包树枝种子，格物致知，与政治何干？
同样的例子，其实发生年代更早。生于1887年的美国博物作家威勒德·普赖斯广为中国“80后”熟知，正是因为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在1992年出版了他的科普著作《哈尔罗杰历险记》，在书中，哥哥哈尔和弟弟罗杰环游世界，为父亲亨特捕获各种动物。那些发生在亚马逊湍急河流的命案、非洲草原簇簇剑麻里的人兽搏斗和太平洋上鲸鱼喷出血柱的悲歌，无不彰显了美国人无畏无惧、“德赛兼备”的性格特点。
但是，老亨特派两个儿子在世界各地搏命，并不是为了探求真理。他在纽约长岛经营私立动物园，将捕获的动物、搜集的奇珍异宝贩卖到欧美各地。说白了，这位博物学家，是个动物贩子、殖民掠夺者和西方知识的传教士。可怜的动物和天真的土著部落一样，都是美国人即将征服的未知荒漠。
威勒德·普赖斯的身份正如他笔下的老亨特，本来想做传教士，后来成了博物学家，三次环球旅行，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藏品。19世纪30年代曾长住日本——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派往远东的间谍，还写过《中国的革命》。
费尔柴尔德满世界搜集植物种子，并不比威勒德·普赖斯高尚。他们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胜利者”独有的“英雄”姿态，物种采集不由军队出面，而由受政府和财团资助的民间探险家、博物学家操刀，在“科学”的猎猎旗帜下，“分门别类”的生物学铭牌为异域的一切“立法”。这也是人类学学者迄今难以启齿的学科起源—带着优越人种的猎奇目光，居高临下地扫视自然界里的一切生灵。
关键是，知识、资本和权力始终无法分开，这是早期“博物学家”和殖民政治共享的一个秘密。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很早就洞悉了这一点，他在《忧郁的热带》里写，“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
话又说回来，博采众长之后的美国饮食界，是否爆发出了新的闪光点？恐怕从精英饮食的角度来说，为了多元而多元，政治正确压倒一切，反而让食物的味道失去了中心地位。
综艺节目《厨艺大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各地的厨艺高手云集，但参赛选手中，必有亚裔、拉丁裔、非裔美国人，也肯定有典型的“红脖子”、西海岸硅谷精英以及同性恋，人人上台做菜都是致敬漂洋过海移民而来的祖父母，并带上“家的味道”。这些潜规则不免让看似选材丰富的菜品实际大同小异，更加强化了口味上的“刻板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