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还未进入总人口负增长阶段，但在当前生育政策下，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可能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速度进一步提高。由于年轻劳动力规模的大幅度下降会导致劳动力结构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这必将促使中国经济结构作出重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由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在产业升 级转型的同时，需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以及健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保护弱势就业者的同时对其专业技能以及知识进行再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保证其能够充分再就业，进而形成新的良性循环，减缓劳动力的减少对中国经济运行造成的冲击。
3.老年人口健康
根据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动规律和发达国家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预计到205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 寿命女性将由2017的80.42岁上升到接近84岁，男性由2017年的75.62岁上升到79.22岁。但是，寿命的延长并 不意味着其健康寿命的延长。预测显示（见图9），2030年、2035年、2040年、2050年中国半自理老人人口规模将 分别达到3320万、3821万、4325万以及5117万，年平均增长率为3%左右。虽然不能自理老人的人口规模相较 半自理老人的人口规模较小，但其增速相对较高，为3.5%左右。预测显示，2030年、2035年、2040年以及2050 年不能自理老人人口规模分别为896万、1093万、1291万以及1653万。不能自理老人和半自理老人规模的快速增加，无疑将给中国现存的老年看护制度以及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带来沉重压力。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逐渐提高，未来中国老年人口的平均教育程度也将有显著提高。这意味着，中国未来老年人群的消费观念、养老观念等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其养老、健康消费需求也将发生根本性改变，故中国需要结合本国国情做出恰当的战略选择，真正实现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此外，由于中国持续较低的生育率，导致中国劳动力人口持续短缺，养老服务行业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将日趋严重。如何吸引大量的劳动力人口从事该行业，如何合理调配资源对其进行充分的教育以及技能培训，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的资源支持，对家庭成员以及社区志 愿者进行培训，分担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的压力。同时需要加大对研发智能养老设备企业的投入，以降低可能由于缺乏人力资源给中国养老产业带来的损害。
（二） 公共政策应对
基于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及其在教育、就业以及健康等方面的重大影响，中国应该在公共政 策方面做出以下应对措施：
第一，在中国低生育率的背景下，仅仅全面放开两孩政策还远远不够。特别是根据近年来逐步下降的生育形势，我们需要更加警惕生育水平的进一步下降和避免深陷“低生育陷阱”的问题，在政策上需要尽快完全放开生育限制。
第二，由于少子化、老龄化以及人口负增长等问题日趋严重，在放开生育限制的同时，需要出台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经济政策。包括对生育孩子的家庭进行适当的经济帮扶与鼓励。同时，需要出台相应规定与措施，使育龄妇女能够更好地处理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在工作场所适度增加儿童公共设施与设备。此外，还需营造男性积极分担家务劳动的社会氛围，从而全面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第三，除了取消生育限制、出台相应生育鼓励措施以及构建友好的生育社会外，整个社会都需要充分认识到生育孩子并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事情。即不能仅就生育而讨论生育，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整个国家的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对人口政策进行全面重构和优化，以期重新提振国民生育信心和生育意愿，将生育意愿切实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
第四，我们的视野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少子化以及老龄化本身，应该更多地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整体的角度讨论该问题。目前我们所提出的都是调整性的政策，在中国人口规模剧烈变动的情况下，中国教育、就业、 养老等方方面面都会产生一系列矛盾以及问题，单单依靠调整性政策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的。在人口负增长将成为新常态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适应性政策与调整性政策齐头并进，适应并调节中国经济以及社会结构所面临的巨大变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将来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并出台相应鼓励措施，中国生育率仍存在回升幅度不大的可能，即恢复到更替水平的可能性较低。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还有十年的窗口期，需要未雨绸缪。首先，需要克服盲目乐观的倾向，不能将希望完全放在对于人工智能的研发以及技术革新上，抛弃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工，弥补由于劳动力人口短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的思想。其次，也不能过度悲观，完全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我们需要从长远战略的角度，抓住十年窗口期，积极作为。在这期间，社会各界特别是相应的政府主管部门应该为减缓中国老龄化积极行动起来。社会各阶层需要从思想意识上充分认识到中国少子化、老龄化的态势，充分重视该问题。同时从制度上要紧紧抓住这十年的关键窗口期，学习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为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做好必要的准备。
五、主要结论
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国少子化、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科学研究当前人口形势并预判未来人口变化规律是制定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基础。本文对中国当前的人口形势以及未来发展形势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口变动背后的社会经济内涵及其公共政策应对策略，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当前人口形势判断方面，2010~2018年，除了2016年总和生育率略高于1.6以外，其余年份总和生育率都在1.30-1.51区间内；20~34岁未婚女性的比例上升，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中国加速城镇化的进程均导致了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并预示了中国生育率未来进一步走低的可能性；近30年的持续低生育率也导致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
第二，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方面，到2024年前后中国人口总规模将达到14.07亿的峰值，此后进入人口负 增长时期且下降速度逐年加快；2050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下降到873万，相较于目前减少近1/3以上，加速进入少子化时代；中国老年人口比例逐年上升，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30%左右，老年抚养比将突破50%。
第三，人口变动的社会经济内涵方面，由于少子化以及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在未来50年内，教育领域各个阶段的在校人数在达到峰值后相继下降，教育领域的发展在未来将面临重重矛盾与危机；持续低生育率导致我国劳动力人口比例持续下降，这必将对中国产业规模和结构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未来不能自理和半自理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迅速增加，2050年将分别达到5117万和1653万，养老事业发展面临很大挑战。
第四，公共政策应对方面，首先，应该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其次，适时出台鼓励生育的社会经济政策，可考虑的公共政策包括为育龄夫妇生育提供物质补贴和支持、更好地平衡职业女性抚育子女和工作的关系、鼓励丈夫更多参与子女的抚育工作以及家务劳动等。再次，应该放宽公共政策的视野，不能仅仅就生育谈生育，而应该实行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管理，营造生育优化的社会制度、环境和氛围。最后，除了调整性政策，还应同时重视适应性政策，抓住未来10年的战略窗口期，从经济、社会制度各个层面逐渐适应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人口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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