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宋神宗重视的苏轼，被任命修中书条例，而这却遭到了宰相王安石的坚决反对。王安石深知，苏轼的立场是守旧而反对变法的，若是由他来担此重任，百分百会给变法制造重重阻碍。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同一年，苏轼担任国子监举人考官，负责出策题，而苏轼所出的策题是“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主题相关的，这件事直接让王安石生气了，而且之后也直接撕破脸。
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呢？《宋史》是这样记载的：“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
苏轼所出的这策题，真是一点都不给王安石面子。王安石前脚刚夸完宋神宗的“独断专任”，他下一步就以史为鉴，来借机讽刺独断专任、自取灭亡。这一对比，不就显出苏轼搞文绉绉这一套与王安石对立的意图了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一忍再忍，然而终有一个临界点，一旦突破，就不愿意再忍。
03这个临界点，就是宋神宗重视苏轼，想让他主持修《起居注》，这无疑也是个“大活儿”。
可王安石一听就炸了，他坚决反对。之前那几回，王安石保持着“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风度和气量，没有和苏轼撕破脸，这回他顾不上这么多了，直接表示苏轼非“可奖之人”。
听到王安石反对的声音，宋神宗很惊讶，他确实十分重视苏轼这个人才，有意重点培养，可王安石又是一句话有千钧之力的国家栋梁，一时间，宋神宗陷入了两难，犹豫过后，他还针对是否重用苏轼这事，与王安石进行了一番讨论。
一向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的宋神宗，内心的天平如今也倾向于苏轼那边了，王安石愤怒又着急，一句指控没过脑子就直接说出了口：“苏轼实乃邪险之人！”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可出自王安石的口，这话分量就不一样了。面对宋神宗的一脸问号，王安石还拿出苏轼的一桩“腐败案”论证——
苏轼在父亲苏洵去世时，许多朝中大臣前来吊唁，送了许多金银钱财，苏轼一概不收，可背地里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走私，牟取暴利。
当然我们以后世的视角，明白苏轼一生为官清廉，绝不可能做这种腐败事，事实证明苏轼也是冤枉的，王安石举报的这桩“腐败案”，完全是以讹传讹、给苏轼泼脏水的。之后，王安石下令调查这件事，才发现自己冤枉了苏轼。
一般人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做错事，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大概是下意识给自己找补，而王安石在皇帝面前控诉苏轼的“腐败”，其实是一场冤案，以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和权势，他完全可以弄假成真，借此机会除掉苏轼这个眼中钉。但是，王安石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最后弄清楚真相，证明了苏轼的清白。
04除了这事之外，之后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卷入“乌台诗案”，他的诗词被有心人收集起来构陷，苏轼被抓起来经受百般折磨，差点性命不保时，王安石却站出来向宋神宗求情，痛呼“岂有圣世而*才士乎”！
在王安石的变法中，苏轼总是反对声喊得最响的那个，按理说也是王安石最头疼和痛恨的那个。作为主持变法改革的政治家，王安石应当是残酷又清醒的，将变法路上的阻碍都清除掉，变法才有可能成功。
在对苏轼的态度上，笔者看到王安石并不仅仅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还是个有品性、有风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