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卯年是哪一年几月份,辛卯年分别是哪几年

首页 > 经验 > 作者:YD1662023-11-12 16:07:07

辛卯年是哪一年几月份,辛卯年分别是哪几年(1)

《胡适之是小兔子》 (上海《立报》,1949年3月19日)

辛卯年是哪一年几月份,辛卯年分别是哪几年(2)

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第四次毕业摄影(前排左起: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1918年6月)

2023年是农历兔年,上世纪初,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恰巧有几位生肖属兔的教师,闲时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所在之处遂被称为“卯字号”,而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种种,也在后来慢慢成就了现代学林里的一段“佳话”。

北大“卯字号”

其实是文科教员的预备室

1948年9月,周作人在苦雨斋中写下一篇《红楼内外》。一个月之后,10月25日,此文在上海《子曰丛刊》第四辑上刊发,署名“王寿遐”。此文一度被视作忆述北大旧事的名家名作,至今影响不绝。

文中开首的章节,题为“从卯字号说起”,将北大“卯字号”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卯字号”这个概念,也就此从“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校史中被拈提了出来,成了后世读者所津津乐道的一个“掌故”。

十余年之后,时至1961年2月,《红楼内外》一文,又被著名报人曹聚仁收入《知堂乙酉文编》一书,在香港初版印行。同年10月,周作人将此文的“卯字号”部分内容单独提出,增订为单篇文章,并接连写下了三篇《卯字号的名人》,纳入《知堂回想录》书稿之中。周氏逝世三年之后的1970年7月,作为周氏晚年回忆录的《知堂回想录》,仍然在香港交由听涛出版社印行。

所谓“卯字号”的缘起,周作人“从卯字号说起”,开首一段就说得很是清楚明白:

……民七以前,北大红楼正在建筑中,文理科都在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而且那个迤东的大红门也还没有,只从后来所谓西斋的门出入。进门以后,往东一带若干间的平房,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做“卯字号”,民六时作为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个人一间,许多名人每日都在这里聚集……“卯字号”最有名的逸事便是这里有过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这件事说明了极是简单,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生,即是胡适之、刘半农、刘文典。

原来,“卯字号”不过是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其称谓来由,周氏任教北大时,也“不知什么缘故”。不过,“卯字号”里经常出现的教员里,有五位生肖属兔(即生于农历卯年)的名士,倒是令这个“卯”字落到了实处。年纪大一轮的两个“老兔子”,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1879年)生的;年纪小一轮的三个“小兔子”,有胡适之、刘半农、刘文典三人则是辛卯年(1891年)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卯字号”的忆述,周文虽在公共文化领域里传布颇为广泛,影响也可谓长久,但仅就“卯字号”这一称谓的公开提出而言,在时间上可能还并不能算是最早的。

胡适在刘半农追悼会上的

“卯字号”追忆

仅就笔者所见所知,由“卯字号”中的两老三小五只“兔子”,自己来公开披露这一称谓者,忆述这一逸闻者,时间上可称最早者,恐怕还是那个公共活动最为活跃,公开发表个人言论最多的“小兔子”胡适。

说起来,关于“卯字号”的公开披露,最早可能出现在1934年“小兔子”刘半农的追悼会上,由另一个“小兔子”胡适沉痛无比地现场宣讲出来。时为1934年7月,刘半农在内蒙古一带进行考古和调查方言时被传染“回归热”,返归北平后病逝,灵柩暂厝地安门外嘉兴寺。约三个月之后,10月14日,由北大主办,有众多北大同仁参与的刘半农追悼会,在北大二院举行。在当年南北各地众多报刊之中,报道此次追悼会者为数不少,其中由天津益世报馆发行的《磐石杂志》,报道内容最为翔实。

当年年末,该杂志第二卷第十二期上,刊发了一篇《刘半农先生追悼会概述》,全文字数约达四千字之多。其中,胡适在追悼会上的致辞内容,特别生动感人,值得细读一番:

胡适之报告略谓:“当我同半农先生初来北大时,那是民国六年,记得常在二院前‘卯字号’房内,同几个朋友谈天,今天在这朋友们的挽联中,还有提到‘卯字号’的,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形,实为之伤感。所谓‘卯字号’者,因为我与半农,均系‘辛卯’年生人,而那年在北大同人中,辛卯年生的,还有好几位。陈独秀等也是辛卯年生,比我们大一循。所以当时有老兔子,小兔子之称。陈独秀等是老兔子,我与半农等是小兔子。我们几个人,好在一地儿谈天,所以就有人将我们谈话所在房子,叫做‘卯字号’,这是卯字号的由来。这是民国六、七、八年时的事情。”

显然,无论是“老兔子”还是“小兔子”之说,胡适都在致辞中确切地予以了回应,且“卯字号”的称谓来由,也明确地予以了说明,那就是:

我们几个人,好在一地儿谈天,所以就有人将我们谈话所在房子,叫做‘卯字号’,这是卯字号的由来。

这样的说明,与十余年后周作人《红楼内外》一文中所称“不知什么缘故”,还是有着较大差异的。或因本即是“卯字号”里老小“兔子”中的一个,亲历亲为了这段“掌故”,胡适在沉痛悼念另一个英年早逝的“小兔子”时,清楚明白地现场宣讲出了这样的致辞来。至于致辞中提到的“今天在这朋友们的挽联中,还有提到‘卯字号’的”云云,实指周作人当时赴会送呈的挽联: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骋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刘半农、陈独秀、朱希祖……

“卯字号”传奇渐次落幕

关于北大“卯字号”的传奇因缘,随着那一帮都是“卯年”生的北大学者,那一群老老小小生肖都属“兔”的北大学者各自崭露头角,在20世纪上半叶里不断为世人所乐道。对这一传奇因缘稍有了解者,不免都要在那茶余饭后的谈资里,评头论足一番。

不过,这些口口相传或是见诸报端的公共评述,其内容并没有什么太多新意,也没什么更新的历史信息,大多皆是袭用前述胡适、周作人等“卯字号”中人所曾忆述过的内容罢了。

时至1949年3月19日,上海《立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胡适之是小兔子》的短文,再度将“卯字号”里老小“兔子”的故事复述了一遍,只不过有感于岁月如梭,时过境迁,文末有感叹称:

我那胡博士已不是小兔子,也该成为老兔子。

的确,当时已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已近花甲之年,“卯字号”里那段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豪壮岁月,已成过眼云烟,不堪回首了。毕竟,“卯字号”的称谓及其存在,此时已过去了整整三十年,岂止是青春不再,那一帮老小“兔子”中有不少已不在人世。

先是“小兔子”刘半农因染恶疾,于1934年7月即英年早逝;后有“老兔子”陈独秀,又于1942年5月,在重庆江津于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紧接着,另一个“老兔子”,一代史学大家朱希祖,也于1944年7月,在学务与治学的繁重操劳中,亦病逝于重庆。

就这样,当年“卯字号”里五个老小“兔子”,已去其三,仅存留下来了随西南联大迁至云南昆明,随后又因故未能随清华大学复员,不得不留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还有即当时已经飞离北平,正在准备赴台湾安置家属的,已经不再是“小兔子”而为“老兔子”的胡适了。

看来,那“卯字号”的故事与记忆,至此已渐趋黯淡,终将归于落寞了。

“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

随着时光流逝,“卯字号”传奇的渐次落幕,随着由“小兔子”已成为“老兔子”的胡适,于1962年2月病逝于台湾,最终画上了令世人欲说还休的句号。

不过,随后出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似乎又要将“卯字号”的传奇故事,重新演绎于新时代的历史舞台之上。这一说法,出自曾亲历“五四”运动,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许德珩。这一说法,就出现在许氏所撰《回忆五四运动》一文中:

这时胡适还想方设法用蔡元培、陈独秀的名气来抬高自己。他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属相,卯是属兔的),一个是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也是属兔的);一个是小兔子即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也是属兔的)。一时传为笑谈。

应当说,这一说法丰富与充实了北大“卯字号”中人的自述,将“卯字号”的人脉与时代格局进一步拓延,将无论从个人年龄、社会资历、历史地位都更可称为“老兔子”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给“挖”了出来。这样一来,后边的论资排辈则顺理成章,那“中兔子”陈独秀,“小兔子”胡适的序列,也就呼之欲出了。

可以说,无论胡适当年是否曾亲口说过,或曾在某篇文章里提到过“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也无论这样老、中、小的“三个兔子”排序之法,是否曾由胡适肇始而为,许德珩的这一番忆述的确予人印象深刻,颇能令人耳目一新。

蔡元培逝世后

陈独秀发表感言

无独有偶,就在蔡元培病逝后不久,已悄然隐居在重庆江津,闭门著书、不问世事的陈独秀,写成一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交付南京《中央日报》,于1940年3月24日发表。此文末尾两段总结性的表述中,连续两次将蔡元培、胡适与他自己相提并论,不但充分反映了他们这“三个兔子”曾经亲密无间的情谊,更从历史亲历、事件亲为者的角度,进一步坐实了“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

文中在提及根本反对祀孔尊孔与一味道德说教的思想立场时,陈独秀表示这样的立场蔡、胡二人与其是高度一致的,文中这样写道: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敢说蔡先生和适之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和我的意见大致是相同的;适之还活着,人们不相信可以去问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于认为我这话是死无对证信口开河。

除了在某些思想立场上的高度一致之外,陈独秀在文末还特别强调了“五四”运动与“三个兔子”的重大关联,并以此作为对社会各界的一次总结性质的回应。且看原文如下: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显然,陈独秀八十余年前的这一总结性表述,对后世看待这“三个兔子”对“五四”运动以及北大参与其中的那段历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佐证与参考价值。这一总结性表述,虽然还没有直接归纳出“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但恐怕比数年之后的许德珩晚年忆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还更有社会影响力一些罢。

事实上,虽然并非北大“卯字号”中人,却对“卯字号”中人有着至为关键的感召之力的“老兔子”蔡元培,早已被公认为北大历史上最负盛名,也最具代表性的校长。至于“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是否能令时人及世人皆表认同,这并非本文所要关注并能予以确切解答的问题了。无可否认的是,关于北大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确实与这“三个兔子”有着莫大的干系。

◎文并供图/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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