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为*办理了听课证，鼓励他去旁听北大的课程。
*十分高兴，只要一有时间，就去课堂上旁听。
李大钊对于*的请教也十分热心，不仅有问必答，还为他介绍了许多良师益友，其中就有胡适（那时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名声正盛）和邵飘萍。
1918年11月，李大钊当街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也是听众之一，内心十分震撼。
在这之前，他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很大，因此与萧子升颇有共同话题。
来到北大后，*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他的挚友萧子升，则因为在法国留学，对无政府主义愈加推崇。
二人理念不合，终至分道扬镳。
关于如何救国，青年*从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普通群众的力量，而萧子升则寄希望于“无为而治”，躺在富贵乡里挥动笔杆子。
他们注定不是一路人，也无法再延续友谊。
离开北大后，*在湖南主持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第二次驱张运动，第一次为驱逐校长张干），誓要将鱼肉百姓的大军阀张敬尧赶出湖南。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写信请胡适和李大钊等人帮忙，还在湖南与北京之间不断奔走。
经过多方努力，“驱张运动”最终达成胜利。
试想，如果*的北大之行，没有结交“高层次”朋友的勇气，“驱张”恐怕不会如此顺利。
而这一点，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路线调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三、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两票”1935年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转移到贵州遵义，1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确立*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使得在国民党军队围剿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走上了新的路线，重获新生。
然而，在会议之前，*的处境并不好，甚至一度被边缘化。
那么，他是如何取得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从而走向权利的中心呢？
1931年，王明前往苏联任共产国际代表，他提议刚从莫斯科归来、年仅25岁的博古，担任临时中央*。
后来，由于王明的遥控指挥、博古等人继续坚持“左倾”主义，*逐渐被剥夺了各方面的领导实权，成为组织里的“木菩萨”。
当时，他虽然心中愤懑，却始终没有放弃关注党内和军中的一切。
1934年，因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留革命火种，伟大的万里长征开始了。
跟随红军一起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共有10人，分别是博古、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朱德、凯丰、刘少奇与邓发。
而这10人之中，有留苏经历的占了半数，其中以博古为首的留苏委员被称为“国际派”。
*是候补委员，既无实权又无地位，可以说处在权力中心的边缘。
但是为了挽救濒临灭绝的革命队伍，他抓住一切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努力争取支持者。
长征途中，*与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行动，这是有意为之。
在政治局委员中，他们两个地位很高，将他们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才能与博古对抗。
*与王稼祥
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才有挽救红军的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古为他创造了这种条件。
张闻天本来是“国际派”的一员，他和博古在苏联是同学，后来在中央苏区负责宣传工作。
经过几次“反围剿”行动，张闻天与博古的矛盾越来越大，直至广昌失手，二人爆发了激烈争执。
张闻天后来回忆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当*，但是博古“爬在他的头上”，令他感到十分不舒服，他认为博古不配，而后来他从来没想过“*配不配”的问题。
其实对于*，张闻天一开始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本来两人交集就不多，张闻天性子文雅，而那时*以脾气火爆著称，走不到一起也是常理。
“博洛矛盾”（张闻天化名洛甫）激化后，张闻天渐渐意识到*观点的正确性，开始与他亲近了些。
长征前夕，张闻天向*吐露对博古、李德的不满，而*也在认真倾听张闻天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