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时我没有心理准备，心里不能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真有撕裂感，至今犹隐隐作痛。欣慰的是母亲走得安详，像睡着了一样，嘴角带着微笑。她第二次中风后失忆，对人世间已非留恋不舍。我问她：“妈，想我不？”她笑答：“不想。”不想儿女了，当然是不祥之兆。其实她第一次中风后恢复得挺好，却也偏执得令儿女手足无措。她自信“好了”，拒绝吃药，劝她，她说给她吃毒药，要毒死她。话说到这份上，儿女就没招了，只好迁就她。迁就，肯定使她的康复打了折扣。
父亲走得不突然，但病得突然。一发现病，就不好了。医生朋友劝我面对现实，我心里却时常出现幻觉，希望一觉睡起来医生说是误诊，清醒时期盼吉人天相，让父亲与疾病抗争几年。对诊断结果，姊妹弟兄都半信半疑，我侄子对我说：“爸，我希望我爷是误诊。”那也是我的希望。父亲出院时，医生没有给带药，医嘱是“想吃啥就吃啥”。父亲不理解，我儿子给我发*“总不能让我爷等死吧？”在上海找了一位“神医”，线上接诊，给我父亲开了一堆中药。没有吃完，就走了。走的那一周，他对我说：“爸顶多能活到90岁！”那一周病危，急送医院，拒收。当天，父亲走了，终年82岁。父亲是不愿走的，走时儿女多在跟前。急送他回老家，他咽气了，我仍不肯眼见为实。“爸，我的爸呀！”那是儿子心底的悲号，却唤不醒我慈爱的父亲了。
入土为安。面对父母的坟茔，我于心不安。父母对儿女那是没说的，尽其心在爱着，尽其力曾养过，全心全意，不打折扣。为人父母的时候，他们才18岁，正是现代子女还在读书、求学的人生花季。过早地成家立业，过早地传宗接代，过早地透支人生韶光，过早地肩挑日月重担。太多的“过早”，意味着太多的付出。儿女长成了，他们却蹒跚着步子，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走进了眼前的一堆黄土里。
一辈、一辈人都是这样的，都化作了脚下的黄土。不，不仅仅是这黄土，还包括这黄土地上的一切生灵和植物。人若有来生，托生为树木花草和庄稼（包括蔬菜瓜果）更靠谱些。故乡之所以令我们亲近，令我们敬仰，令我们一生难以忘怀、割舍，是因为故乡的一草一木，哪怕是微尘、露水和空气，都与祖先的魂灵浑然一体、一脉相承。古代有五服之说，出了五服，多半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了。清明祭祖，多半人只祭父母，少半人会祭祖父母。就算一些人想祭老坟，坟呢？
上世纪70年代，故乡有过一场平坟运动，我祖父母埋在祖坟里，自然不能幸免。那坟，那坟上的老树、新草都荡然无存。当年，几乎一夜间，眼见得一村的老坟都变成了庄稼地；现如今，至少是我祖父母的坟，早已变成了松树林，大哥不指引，我是找不到具体位置的。撂过活人的心，只有面对那一片松树林鞠躬了。对那场平坟运动，我并无怨言，只是个遗憾。祖父抱大了我，所以我心里有他老人家。隔代之后，他老人家只能变作传说了，甚至连传说都不是了。
十七年前我母亲下葬的时候，坟前视野开阔，脚下还种着庄稼。如今树木成林，每一围树木簇拥着隆起的草塚，不看墓碑，都不知道埋的是谁了。和我父母一样，他们都曾经活在世上，劳碌一生；都曾经一起下地干活，战天斗地；都曾经少吃缺穿，过过恓惶的日子。如今，他们自己都去了坟里，也都给儿女留下了一院院房子。儿女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或许真就死而无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