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侠士往往自己开设武馆,收徒练武,以求民族身体强健。总的来说,侠义精神的最终服务对象都是国家,但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的内涵有所不同。侠义精神从一开始的各为其主,到之后的为民伸冤,再到之后的为民族振兴,服务重心逐渐转移至国家社稷、黎民百姓。
从《叶问4:完结篇》中,即可看到叶问身上为国家社稷、黎民百姓考虑的家国情怀。毫无疑问,如此情怀从近代才开始出现,下面笔者将进一步论述近代侠义精神和国家形象的关联。
二.近代侠义精神对国家形象的扭转中国近代侠义精神的流变中国近代的国情决定了侠义精神在国内的复兴,同时决定了侠义精神内涵的变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侠义精神不再是民间的行侠仗义,反而有了为国家社稷、黎明百姓服务的宽阔意涵。
此时的侠义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尚武振兴中华民族已然孱弱的体魄;第二,以身体力行使中华民族成为社会进化论中的强者;第三,武力反满,形成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力量。
由此可见,近代侠义精神的复兴,不仅因为有梁启超、严复等人对强健体魄议题的鼓动,更有极其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现实需要。在电影《叶问4:完结篇》中,叶问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他代表中国近代侠义精神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方面的成绩,也代表了中国拒绝受辱、爱好和平的国家形象。
在该影片中,洋人踢馆的段落令人印象深刻。华人武馆的掌门都无力与洋人的武术对战之时,叶问站出来为中国武术重新树立威信。一定程度上,这正是侠义精神与近代历史时代精神的结合。
《叶问4:完结篇》侠义精神与家国情怀的牵绊徐国亮、刘松两位学者认为“家国情怀”具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恋家情怀”。其中“家”代表宗族社会中长幼尊卑的秩序。“恋家”既是对小家庭的亲切之爱,又是对大家族的温情之爱。“恋家情怀”是“家国情怀”中最浅层的情感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