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烟云：关于金石书画及其他》，陈麦青著
此书为陈麦青先生所赠。我与陈先生相识于若干年前，是谁人之介，已然想不起，但几年前在上观讲堂举办的系列讲座中，有我跟他的对谈，陈先生为此提供的帮助令我铭记在心。此后的交往中，只是偶然的互通信息，未能面聆高见，然而我时常看到他在一些纸媒上所发文章，知道他依然沉醉于书法绘画、金石碑拓的钻研，这种情形已然是相望于江湖。
而今获赠此书，方知他在这方面有了新的成果。本书前有汪宏所写序言，让我对陈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如他曾受教于名家吕贞白先生，后来又考入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门下，专攻中国古典文献学。原来陈先生在目录版本学方面属于真正的科班出身，难怪我在博古斋的几次会议上听到他发表的一些见解很有见地，我原本还以为他像我一样，只是业余爱好，而今读到汪宏的序言，这令我以往的疑惑瞬间解开。然汪宏却称：
麦青于碑帖，起初纯粹是因为爱好，盎然的兴趣令他动用了研究的力量，而独到的眼光和深厚的学养，又使他在对实物和史料的探索中左右逢源，既能不断有所发现，道出前人未道的东西，又能据理深究，修正前人的讹误，将前人的误解或浅识变成他的深见。
原来搞碑帖鉴定才是陈麦青先生的业余爱好，但他在这方面同样很有成就，因为我看到他写过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文章，而汪宏在序言中也谈到，陈先生在这方面确实有独特的见解。
本书的第一篇文章谈论的竟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影印的上图所藏珍本碑帖丛刊。碑碣之史太过悠久，以我的思维定势，想当然的认为陈先生会从石鼓文讲起，至少也要先聊聊泰山刻石或者汉碑，然而他上来就谈当代影印本，可见其思路确实迥异于他人。
好在陈先生所谈的第一通碑乃是《史晨前后碑》，该碑与《礼器碑》《张迁碑》《曹全碑》被后世誉为“四大汉碑”。我也有藏碑帖之好，以我有限的眼光，当然清楚真正的汉碑寥寥数通，虽然鄙藏汉碑中没有宋拓，但明拓还是有几本，其中《史晨碑》恰有两册明拓。陈先生在该书中颇为详尽地谈到了明拓的区别，比如国家博物馆所藏“阐字本”，虽然此本号称存世最早，可惜碑文不全，相比较而言，故宫所藏的孙氏小墨妙亭本则为现存明拓《史晨后碑》最全最善之本，对于该本的妙处，陈先生在文中引用了王壮弘在《崇善楼笔记》中所给出的评语：“孙氏小墨妙亭藏王山史、郭胤伯旧藏本，孙氏题为宋拓……字迹凝厚，墨色浑古，为汉碑最古拓本。展玩再三，赞叹不已。况从首至尾，无涂描配补之弊……余见明拓《史晨》不下廿余本，以此为观止，自幸眼福不浅。”
过去藏家也许是囿于眼界，或者是以所得为自矜，往往拔高藏本的年代，今日资讯发达，所见愈富，故考证出古人所言的宋拓其实大多是明拓，但即便如此，其实能够得到明拓汉碑已然难得，比如吴湖帆在跋《汉景君铭》时就给出这样的断言：“汉碑实无宋拓，号称宋本者，皆明拓之古者而已。”何为明拓古者，吴湖帆未作解释，想来应是指明初拓本。
即便是明初本，能够得见真物者，毕竟寥寥。好在从民国年间，已经有了珂罗版印刷，使得很多难得一觏的善拓，能够纤毫毕现的让更多人欣赏。但以往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影印之本，王壮弘却注意到这类影印本的重要价值，故陈麦青夸赞他说：“把系统排比影印之本并明其各自底本高下优劣以助考校，列为碑帖著录中一项新的重要体例，则王氏《增补校碑随笔》，恐当为首创。”
王壮弘的这部专著乃是增补方若的《校碑随笔》而成，其指出了方药雨书中的一些误判。而我有幸得到了方若《校碑随笔》增补本的原稿，其实，有些误判药雨先生已然知道，可惜我无暇整理出他的原稿，否则会让世人更加敬佩这位藏碑大家，是何等的目光如炬。
陈先生也在文中谈到了碑帖收藏的大众与小众问题，小众显然是指收藏真本原拓者，大众则是指临习练字用的普本。对于碑帖收藏，陈先生还是强调尽量要藏整张全拓，因为：
碑帖裱本，虽便庋藏携转，然原刻全貌，无从得见；甚至还有剪失错乱、涂描补苴之弊，夹杂其中。整纸全拓则不仅能存原石原貌，以见通篇气势，且可考尺寸行款，并验泐损详状。
为了印证这个观念，他引用了叶昌炽在《语石》中的所言：“古人得佳碑，喜整装，既免脱落，且不失原碑尺寸，诚为善法。”其实整张也有整张的麻烦，正如叶氏所言，“非铺案挂壁，无从展阅”。巧合的是，我在写此文的前几天，由齐鲁书社副总编刘玉林先生带我在淄博市参观了一座当代藏书楼，这位藏家的主题收藏之一就是碑帖，并且专藏整拓本，虽然他的书楼层高已超过四米，但有些尺幅巨大的汉碑依然难以张挂起来，此藏家却别出心裁的将整张全拓拓裱装框后横挂在墙上，这种悬挂方式前所未睹，端详这样的碑拓始终要将脖颈转90度，虽然有些姿势难拿，但想来对治颈椎病能有疗效。
其实这样的揶揄还是因为自己家中房子太矮，否则的话，将高广大碑悬挂起来，给观者的震撼想来能满足自己的小虚荣，可惜能有这样舒展空间者少之又少。施蛰存先生就在《〈水经注碑录〉序并后记》中谈到了自己无法悬挂整张碑帖的窘境：“所居北山楼，一小阁耳。四壁皆为书椟器具所障，无可以悬碑者，而余所聚皆整纸全拓，非几案间可展玩。则陈之卧榻上，伛偻审读之。虽疲累，有足乐耳。”如何能做到“忠孝两全”呢？叶昌炽给出的办法是：“余谓收藏碑版，须有两本：以正本整装，留原石制度；以副本剪裱，明窗静几，取便摩挲。”而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记载了伊秉绶相应的说法：“伊墨卿教人学汉碑，须备两本：一大轴，悬壁而视；一裱册，据案而仿。”我觉得这种办法颇类似北京的汽车限号，有人说既然限号，买两辆车替换着开不就行了，这种主意颇类“何不食肉糜”。如果问题那么简单，还用得着这么多高手来出主意吗？
但陈麦青确实能想出妙计：
惜囿于开本，只得缩印，遂仅存整拓模样，而原石尺寸及全拓气韵，已无从获见。其实，除去那些丰碑巨制，像墓志之类本身尺寸就相对较小者，似可考虑依原拓原大，单张专印。而折叠后装入专门封套，或仍可随本附行。
他在此终于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也就是高仿真影印本的价值所在，搜集这样的印本，即能广收异本，又能进行研究比较，并且所费无几，真可谓一箭三雕的妙计，因为他说：“金石碑帖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便是校碑；而校碑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则是广蓄众本，尤其是那些初拓、精拓的善本。”故而他的结论是：
然善本珍稀，藏家宝重。平日有幸一睹，已是难得缘福，更遑论据案详阅，从容细校。而自有影印，昔日秘本，皆可化身千百。
本书中还有多篇文章为我所喜，比如他谈到了宋代拓本粘有骆驼毛的原因，上海图书公司所藏善本碑帖的演变历史，马成名先生何以能写出《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等等，这些背后的故事我都忍不住要在这里唠叨一番。而二十余年前，崔尔平先生曾告诉我说，朵云轩藏有碑帖裱本达十余万通之多，这个数字令我吃惊，通过读陈麦青的这部专著，我终于明白了朵云轩有如此数量碑帖的来由，故陈先生的这部专著不但惠我以实，同时也让我了解到更多的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