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曾经写过名篇《马说》,虽然字数仅有151字,却通过借用马喻人、托物言志的手法,传承了千余年。其中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语,深刻地表达了人才难寻的辛酸和对世态炎凉的感慨。
在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韩愈二十五岁考中进士,名声远扬。然而,按照唐朝规定,进士考试仅是第一步,尚需通过吏部考试方可授官。韩愈三次参加吏部考试,却屡遭挫折,心怀抱负无法展露。除了科举,仕途上还有一条途径,即给朝廷大臣写文章自荐。然而,韩愈三次上书宰相,表达治国安邦的观点,却无一获得回应,让他深感“发秃齿豁,不见知己”。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韩愈无奈之下离开长安,前往东都洛阳。尽管仕途并不如意,他仍未沉沦。在汴州、徐州等地任职,虽然未得到重用,却始终没有停止奋斗。在这段颇为坎坷的人生中,韩愈写下了《马说》,呐喊着人才被埋没的苦闷,引起后世的共鸣。
韩愈一生颇为坎坷,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代皇帝,个人生活与官场生涯均饱受波折。他在吏部铨选中脱颖而出,担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后晋升为监察御史。然而,由于直言进谏,多次遭贬黜。在一次上书中,他揭露了关中大旱、灾民流离失所的情况,却因此受到谗害,从监察御史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在贞元十九年(803年)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的十年间,韩愈屡次遭贬斥。即便在仕途上的艰辛,他始终保持直言不讳的性格。在对灾情的揭露中,他的直言引起不满,陷入了一系列的贬黜。
韩愈的坎坷遭遇在历史上并非孤例。像“诗鬼”李贺、陈子昂、李白、范仲淹等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这些才情横溢的文人,常因为言谈行为而受到排斥和贬谪。苏东坡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被以“谤讪朝廷”罪名逮捕,后被贬谪黄州。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他深陷困境,但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逐渐摆脱了困境。
苏东坡在黄州的岁月,写下了《定风波》。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生命真谛的思考,展现了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尽管他在一生中屡次受到毁谤和磨难,但他通过保持健全的人格、豁达的胸襟以及独特的个性,最终使自己得以解脱、安然若素。
人生的风风雨雨,不论身处何朝何代,都是难免的。成果未得时,苦果先尝;壮志难酬时,失败常遭。但正如《定风波》所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韩愈的《马说》因其识人与用人之说引起后人共鸣,依然被广泛传颂。
时至今日,对于伯乐与千里马孰先孰后的争论仍在继续。有人认为不能寄希望于伯乐,因为拥有伯乐之职的人未必有伯乐之识。即使有伯乐之识,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够公正评定千里马,不受亲疏因素干扰。或许,千里马只能靠自己。
总的来说,韩愈的《马说》通过对人才埋没的苦闷的呐喊,唤起了后人对于识人与用人的深刻思考。在历史长河中,这一主题始终如一,不论是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古代,还是在今日的职场。用人精明者事业腾达,用人失察者则诸事皆毁。韩愈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名篇,正是因为他通过《马说》引起了人们对于这一永恒话题的思考和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