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罗林森的上述破解过程之所以没有详述，原因在于“罗林森对他解读楔形文字的经过总是轻描淡写。在回答人们的追问时，他写道：‘我已经讲不出我当时确定每个字母读音的方法。’”后来人们只能猜测他的破解方法。
但问题在于，如果希罗多德的《历史》等西方古典著作，对古波斯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记载有误呢？更何况，这种破解方式明显存在逻辑问题，最多只能作为辅佐手段。因此，当时就有不少学者质疑罗林森等人的破解，甚至认为他们的解读不可能正确，“如果照他们的方法去做，不但会给一切不确知的事情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就连古代亚述人自己也绝不可能读懂这样的文字”。
除了上述与罗林森破解方式大致相同的格罗芬特之外，西方还有不少学者研究楔形文字，但彼此结论都不尽相同，一直没有公认的结论，到1857年时终于出现了重大改变。
1857年，罗林森给博尔塔特寄了一份刚刚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之后博尔塔特按照自己的方式将之释读。博尔塔特释读之后，将之寄给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并要求将之封存，然后让罗林森释读一下，以比较两人的结果。博尔塔特的意思是，如果两人释读一致，那么说明解读方法的科学性和结果的正确性。
随后，罗林森扩大了范围，建议“皇家亚洲学会”召集爱尔兰人欣克斯和法国人朱利叶斯一起参加考试。于是，罗林森、欣克斯、朱利叶斯被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释读出一篇楔形文字文献。最终，“皇家亚洲学会”组织鉴定认为：各家解释虽在细节上有一定出入，但总体一致。
1857年的“闭门考试”标志着亚述学的正式诞生，这三位被尊为“楔文三杰”，其中贡献最大者罗林森被冠以“亚述学之父”的尊号。更为重要的是，不管他们的结论在之前受到多少质疑，但之后他们的研究结论得到公认，成为权威。
当然，对这一次“闭门考试”不是没有疑问，抛开“私下串通”的阴谋论不谈，即便三人解读“总体一致”，也不能证明三个人都正确！毕竟，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都是以西方古代著作为重要依据去破译的，得到大概一致的结论也不奇怪。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是三个人都错了，因为在甲骨文破译中，同时多个大学者判断错误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还有比如二里头遗址刚出土的时候，众多顶尖学者都认为是夏都，现在随着考古的深入却逐渐有了不少质疑。
由于罗林森发现的贝希斯敦铭文中，除了古波斯语之外，还有埃兰语、阿卡德语，于是随着最年轻的古波斯语被“公认破解”之后，埃兰语、阿卡德语先后就被破解。更妙的是，古巴比伦人编撰了一部苏美尔—阿卡德语双语词表和语法书，于是西方学者据此就把苏美尔楔形文字给破解了。因此，贝希斯敦铭文在破译整个楔形文字过程中的地位，可以与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罗塞塔石碑”相媲美。
按照西方教科书的说法，到1900年时，虽然还存在一些词汇问题和语法疑惑，但阿卡德楔形文字（分为巴比伦与亚述两支方言）、赫梯楔形文字、胡里楔形文字、乌加里特楔形文字、乌拉尔图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等基本都全部成功破解，连读音都神奇的被标了出来，尘封数千年的历史大白于天下。
不过，以西方学者对楔形文字的破解过程来看，只能说是一家之言，而不能肯定地说已经成功破解，已经揭开了真相，或许恰如学者金寿福在“发现和重构古埃及文明讲座纪要”中指出的“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维模式”一样，楔形文字的破解也是这样。
参考资料：《楔形文字是如何“死而复生”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