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西罗亚水池（李思琪/摄）
来自耶路撒冷南部的拉吉古城（Lachish）的18块“文字陶片”（ostraca）印有发展最为全面的潦草字体。这些发现于城门岗亭遗迹中的瓦砾碎片多是信件，寄件人为霍沙亚胡（Hoshayahu），可能是拉吉附近的驻守军官，敬启者为尧士（Yaush），可能是当时拉吉城的地方总督或军事将领。信件内容围绕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帝国兵临城下，犹大国即将灭亡的历史背景。其中，陶片4提到拉吉城的处境在巴比伦军队的步步紧逼下岌岌可危，而附近亚西加城（Azekah）的烽火信号已全然消灭。与此不谋而合的记述出现在《耶利米书》34:7。根据这部先知书的描述，拉吉城和亚西加城乃是在耶路撒冷沦陷以前，最后剩下的两座犹大国城邑。总之，拉吉陶片在使人窥探希伯来文潦草字体的发展历史的同时，也为希伯来经典的叙述增添了许多历史色彩，更鲜明地补充了犹大国末后日子的境况。
左图为以色列博物馆所展出的拉吉陶片书信5（李思琪/摄），右图为其拓文。图片来源：Shmuel Aḥituv, Echoes from the Past: Hebrew and Cognate Inscriptions from the Biblical Period (Jerusalem: Carta, 2008), p. 80.
三、第二圣殿时期的希伯来文字（公元前6世纪—公元70年）
公元前8-7世纪，为了方便统治和管理各个征服地，亚述帝国开始使用另一西北闪米特字母文字——亚兰语—为官方语言。之后崛起的巴比伦帝国也采用亚兰语为当时外交和贸易的主要语言。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军队向耶路撒冷挺进，摧毁第一圣殿，犹大国正式灭亡。犹大国的君主、贵族、工匠及精壮男子被俘虏至巴比伦，这些上层精英在流放期间学会了亚兰语，逐渐将它作为日常用语。这一历史现象一直延续至波斯帝国兴起，甚至更晚的时期。公元前5世纪，驻扎在埃及象岛的犹太雇佣兵团主要使用亚兰文在纸莎草上撰写公文和私函。从以下的象岛纸莎草文献可以看出，和古希伯来文潦草字体相比，亚兰文字母的线条更少，形状更方正和开放。这样更为简便的字形发展可以归功于该文字在不同帝国统治下的广泛应用。
公元前5世纪，象岛犹太人申请在当地建造圣殿的请求。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ephantine_papyri#/media/File:Elephantine_Temple_reconstruction_request.gif
当波斯帝国登上历史舞台，其统治者居鲁士大帝采取怀柔政策，颁布命令，让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公元前515年，圣殿重新伫立在耶路撒冷，标志着第二圣殿时期的开端。希伯来语的字形就是在这一时期迎来重大转变。彼时回归的犹太精英将亚兰语带回故土，并决定采用亚兰文的方块字母来代替之前的古希伯来潦草字体，形成了希伯来文新的书写方式。当波斯帝国分崩离析，并被崛起的希腊帝国取代时，方体亚兰字母对希伯来文的影响力经久不衰。在死海西北角的基伯特—库姆兰（Khirbet Qumran）出土的古卷系由一群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犹太隐士编撰和收集而成的，涵盖了后来被收录在《希伯来圣经》《次经》《伪经》的书卷，还包括库姆兰群体的宗派文献，其上的希伯来文字多由方体亚兰字母写就。从古卷上清晰可见元音字母。在此以前，希伯来文字主要由辅音字母组成，但死海古卷的希伯来单词多用元音或默音字母来标志读音。比如说，会把 לא 写成 לוא（元音字母ו）；כי 写成 כיא（默音字母א）；מי 写成 מיא（默音字母א）；כה 写成 כוה（元音字母ו）。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图斯将耶路撒冷的圣殿夷为平地。希伯来字体在第二圣殿时期之后少有变化，直到今日都以方体亚兰字母的形式出现在抄本、书卷和各类印刷品之中。
库姆兰第四洞穴发现的《出埃及记》残片（4Qexb），其上的方体字母清晰可辨。图片来源：https://www.deadseascrolls.org.il/explore-the-archive/image/B-365624
方体亚兰字母的广泛应用并不意味着古希伯来潦草字体不复存在。犹太人先后在公元66–70年和公元132–135年奋起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意图在耶路撒冷建立自治政府。犹太起义者在印发的新钱币上颂扬“锡安的自由”“圣城耶路撒冷”或是“赎回以色列的第一年”时，就运用了古希伯来潦草字体，以此表达自己民族的政权为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延续。然而，这些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古希伯来潦草字体从此在犹太群体中销声匿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