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公务员考试设“35岁年龄上限”的讨论，已经持续多年。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建议取消35岁限制的提案，再次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无论是同意或者反对取消“35岁年龄上限”，都各有其理由，甚至是别人无法说服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大家似乎形成了撕裂，找不到可以进行交汇的融通点。其根本原因，在于赞同者的概念化理想与反对者的事务性考量之间，都缺少对各自的体谅。
非此即彼的冲突对立观念，导致一方对他人的理想不够尊重，一方对他人的现实理性缺乏理解。因此，讨论“35岁限象”的初衷原本是寻求解决的途径，目前却成了双方角力的必争之地。
在我看来，目前的讨论中，两端的观点均有不够精准之处，无法有效使对方听得进去。其实应当这样理解：
反对取消限制，是基于现实的考量。35岁限制的最核心因素，是行政成本与行政效率。笔者曾长期担任公务员面试考官，每年虽然公务员考试上限为35岁，也不乏超过30岁的大龄考生参加考试，但真正通过笔试进入面试环节的30岁以上考生，非常少见。
也就是说，大龄考生要与年轻人同场竞争通过普通公务员考试，难度非常大，从大龄考生中选到公务员的概率自然非常小。如果放开35岁限制，再有大量35岁以上“高龄考生”参与几乎毫无意义的竞争，从考务部门的角度来说，是效率极低、成本极高的无效行政行为。
而争取取消35岁限制，更多则是基于情怀和理想。
许多人到了中年之后，在社会有了一定的阅历，思想趋于成熟，此时有的人会有进入公务员队伍的理想。虽然考上的机会不大，但你都不给我考试的机会，自然觉得不公平。“考不考得上是能力问题，让不让考是公平问题”，这是大多数支持取消限制者的不可触及的底线，也是一种概念化的社会理想。虽然少了点实际考量，但公平原则，报国情怀，不正是说服力本身吗？
因此，对于公务员考试“35岁限制”的取消问题，相关部门自应进行“有效回应”。所谓的“有效回应”，不是说确定是取消还是坚持这一限制，而是如何来回应“高龄考生”的理想与情怀，既让这些理想和情怀有安放之处，又能考虑行政成本和行政效率的问题。
其实，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了相应的实践，比如在优秀农民工、优秀村（居）干部中定向选拔公务员，在年龄上有较大的突破。如果顺着这个思路走，当然可以在35岁以上优秀人才中进行公务员选拔，让他们不用与年轻人进行同场竞争，但必须具备相应的公认的优秀素质。
比如，设置一些前置条件，包括并不限于：优秀企业或事业单位的相应职务人员、村（居）委*（主任）、在某一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社会上产生正面的重大影响……在相应条件下，进行竞争性考试或者考察，从而得到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机会。
通过完善35岁以上人员进入公务员队伍渠道后，公务员考试可以有两条线，一条是正常的公务员入职竞争性考试，设置“35岁限制”；另一条是遴选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考试，基本不设年龄限制。如此既考虑了行政成本和行政效率的问题，也解决了中年职场人才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问题。我想，这才是对是否取消“35岁限制”的有效回应。
当前，人们的职业认知逐渐趋向正常，而40岁左右的人们，却正经历着他们人生的中年危机，这些有了丰富阅历的危机经历者，正处于对自己人生的回顾与展望之中。有的人满足或者顺从目前的状态，会在自己当前的职业轨道上运行下去；有的人踌躇满志，意图开启自己新的职业画图。而其中的有些人，基于各种考虑，则在寻求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可能。
开放地讨论和回应这些理想，其实也是增强我们制度活力的有力举措，并将对其它行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栏目主编：朱珉迕 文字编辑：朱珉迕 题图来源：图虫 图片编辑：苏唯
来源：作者：廖德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