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本来是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一项素养,是我们思考和说理的基础,如果逻辑有问题,无论掌握了多少事实,都会导出错误的结论。所以,是否有逻辑,逻辑性有多强,是衡量一个人心智水平的重要标准。
但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太多缺乏逻辑的“杠精”。逻辑是讲道理的基础,遇到不讲逻辑的人,再多的道理都说不清。“诉诸群众”、“诉诸权威”、“人身攻击”……这些都是不讲道理者常犯的错误。
殷海光在《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一书中,首先用一章的内容,告诉我们谬误有哪些。或者说,造成谬误的原因以及方式,有哪几种?
第一种,叫“诉诸群众”
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多数乃真理的标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太多了。
好比伽利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当时教廷的人就说,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以前的所有人都相信太阳绕地球转,所以伽利略的学说肯定是错的。当时一万个农民的科学知识也比不上一个伽利略。
如果大多数人就一定是对的话,那就很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往小了说,特别容易形成网络暴力,往大了说,就很容易发生诸如德国人屠*以色列人,土耳其人屠*亚美尼亚人那样的历史惨剧。
第二种,叫“诉诸权威”
在一个没有被启蒙的社会,权威特别奏效。权威当然不能没有,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只有一个权威,那可就糟糕了。
只有一个权威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低效而不讲理的社会。事事诉诸权威,凡事都以某个权威的言论为标准,就会变成权威的思想奴隶,变成他相信的那个权威的传声筒。这样的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对他盲目崇拜的那个权威,他也不能真正理解。
今天已经是“多元权威”的年代,所以千万别相信外行的“权威”说的话,听说一个人是权威,要问问是什么权威。面对权威,也要有自己的思考,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人。
第三种,叫“诉诸暴力”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诉诸暴力这招太厉害了。
如果没道理,有人可以用暴力建构出一个道理。古代的土匪流寇,最喜欢打一个旗号叫“替天行道”,有了这个护身符,*人就可以理直气壮了。
借助暴力巩固真理,在一定的时空内是管用的。二战的时候丘吉尔向斯大林提议一起去说服教皇参战,斯大林很鄙视地问:“教皇有多少军队?”习惯于诉诸暴力的人,已经无法理解文明的力量了。
第四种,叫“诉诸怜悯”
就是说,哎呀,某人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吧,但是他的心是好的呀。
现实社会中,有太多人通过“卖惨”博得同情,同时又做着完全与自己“人设”相反的事情。这样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诉诸怜悯”不是通过理性思辨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情绪渲染,甚至道德绑架把问题复杂化,这样的行为表面上“弘扬”了道德,事实上却对道德伤害最深。
第五种,叫“人身攻击”
“人身攻击”就是在道理上说不过对方,但还是有办法打倒对方,就是给对方泼脏水,说他私生活不检点等等。
受过逻辑训练的人会知道,一个人的言论和他的道德没有关系。反过来也一样的,不是说一个人在道德上多高尚,他说的话就对。其实古人也有这种智慧,叫“不以人废言,不以言举人”。
第六种,叫“以自我为中心”
不要和我辩论,反正我的就是对的,别人的就是错的。这个“我”可以扩大,比如只要是“我的民族”的就是对的,“我的国家”的就是对的。
法西斯主义盛行时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盛行时的日本,就是这样。
第七种,叫“过分简单”
世界是很复杂的,但人是很不耐烦的,你要是跟他讲复杂的道理,他不要听。所以,人天生倾向取信简单的道理。其实心智成熟的人都知道,真理是不易得的,很辛苦的。
获得真理很困难,但失去真理却很容易。而且除了辛苦以外,还要用正确的方法才能获得真理。
一个人的最大危险,就是拒绝思考,从而对身边的恶失去警惕;一个人的最大错误,就是在犯错的路上狂奔,却失去了刹车的能力。而逻辑,让一个人在思想上变得清晰,在感觉上变得敏锐,在行动上找到方向。
当诸多不讲道理的力量试图把人们“变傻”时,唯有真正的逻辑,才能让人们保持最基本的清醒,也摆脱日益被权威、愚昧与偏见支配的碎片化生活,走向真正的高层次思维。